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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摘编 第69期
时间:2014-09-18 12:40:45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教育要闻摘编

第69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4年9月18日

 

 

本期导读

师范教育: 教育部启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热点聚焦: 安全教育可应急但不可应景

从学生角度思考高教发展需求

从高校提高学费谈起

实践探索: 以学分制收费为契机推进高教改革(湖北确定6所高校试行)

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铸造行业“一将难求”)

“学术上的事交给教授做”(中国矿业大学纪实)

教育部启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来源:教育部网站(9月18日新闻发布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教师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教育部决定日前全面启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找问题:瞄准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方向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有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才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师教育改革持续推进,教师培养质量和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存在着教师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教育实践质量不高、教师教育师资队伍薄弱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近日印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旨在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抓手,推动师范院校深化教师培养机制、课程、教学、师资、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努力培养一大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抓选拔:好教师从遴选“好苗子”入手

  怎样才能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进入教师培养行列,是近年来各地各校教师教育改革努力寻求的一个突破口。《意见》明确提出,各地各校要通过自主招生、入校后二次选拔、设立面试环节等多样化的方式,遴选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攻读师范专业。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提高自主招生计划中招收师范生的比例。加强入校后二次选拔力度,根据本校特点自行组织测试选拔。设立面试环节,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和从教潜质。

  瞄需求:师范生培养走出“象牙塔”

  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不关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关起门来办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师范生与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意见》要求,师范生培养要走出高校这个“象牙塔”,建立高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新机制,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资源、教学团队、实践基地、教学研究及培养质量评价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协同。同时,高校应准确把握并及时研究分析师范毕业生就业状况和供需情况,不断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大力增强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重实践:好教师是“练出来”的

  教师是实践性很强的职业。过去教育实习时间大多不到8周,远远达不到培养合格教师的要求。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切实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师范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师范生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加强,受到越来越多中小学的广泛欢迎和好评。《意见》强调,师范院校要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打破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老三门”的课程结构体系,开设模块化、选择性和实践性的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在课程中充分融入优秀中小学教育教学案例。要通过建立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和教育实践经费保障机制、实施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双导师制”、建立标准化的教育实践规范等举措,切实落实师范生到中小学教育实践不少于1个学期制度,提高教育见习实习等实践教学的质量。

  促创新:教师培养必须适应信息化时代

  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深刻影响着教育理念、模式和走向,教育发展必须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师范院校认识到,只有持续不断地培养一大批掌握教育技术、具有创新思维、能适应信息化教育环境的未来教师,才能从容面对从小成长于信息化环境的未来学生。《意见》强调,要推进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改革,着力提升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变革教师教学方式和师范生学习方式,提升师范生信息素养和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的能力。

  强队伍:培养教师的教师最关键

  教师教育师资队伍,是师范生培养最重要的“软实力”,同时也是师范生培养院校的“软肋”。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必须对症下药,在队伍建设方面“做文章”。《意见》明确要求,建立高校和中小学教师专兼职结合的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共同体,鼓励高校与中小学、教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探索“协同教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等教师发展新机制,并对高校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师提出深入中小学等兼职任教、挂职实践每五年不少于一年的要求。同时要求,计划实施高校要在岗位职数、评聘条件等方面专门制定相关政策,为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的职务(职称)晋升创造条件。

 

安全教育可应急但不可应景

来源:《湖北日报》(9月2日04版)

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的多起女大学生被害事件,如何尽快提升女大学生防范意识与自保能力,成为社会热议话题。记者近日从一些高校了解到,学校已经在考虑对刚报到的新生进行安全教育。(9月1日《北京青年报》)
    当下针对新入学的女生进行安全教育,可谓亡羊补牢之举。事情已经发生,最有效且最迅速的反应,就是这种应急式的针对性教育。但是,类似应急式教育也有明显的短板。一个系统的教育计划,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教学检验,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完善。在较短时间内制订出来的教育内容和方案,很容易一叶障目、就事论事。比如针对这几起女学生被害的具体情节,极容易把重点放在“不坐黑车”、“不穿着暴露”等上面,至于其他许多潜在危险,则容易被忽视。

就当前而言,应急式教育不可或缺,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安全教育体系。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危险,也包括可以预见、甚至不容易想到的其他危险。假如没有持续的安全教育跟进,等事件冷却后安全教育也随之冷却,则安全教育更像是一次“应景”教育,安全防范之网,很难建立。

就教育的涵盖面而言也是如此。若大学女生被害,则安全教育仅仅局限于大学,中小学或社会女性的相关安全教育并没有随之跟进,实质上也是一种就事论事。进一步而言,女生被害,反映的也不仅仅是女生的问题,包括男生在内的所有学生,也应从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才能防患于未然。

要避免此种教育沦为“应景”之作,就得将应急式教育上升为常态化教育,将针对女生的教育扩大到所有学生,从而建立起更科学实用也更完整的安全教育体系,这才是这几起学生被害事件所应激发出的安全教育观。

 

从学生角度思考高教发展需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16日)

世界科技研究新闻资讯网近日发表文章 《研究者关注未来高等教育》,文中提到美国休斯敦大学科技学院教授安迪·海因斯一直关注美国未来高等教育问题,但他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把研究重点放在大学本身的影响力上,而是更多从为学生服务的角度思考未来如何才能让美国高等教育更加符合学生的需求,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等。

海因斯说,这项研究确定了三个关键问题,即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关键点已经从机构逐渐转向学生;目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信息和科技产品成为学生创造问题和解决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因斯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关心的关键词包括教育指导、资格认证、个性化学习、技能提高。大学只有了解学生的想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满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

海因斯在文章中提到,大部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课题都缺乏新意,包括教师结构调整、新的教学和学习方法等,很少有人从学生的角度关心未来高等教育如何才能适应学生多样化的诉求。例如,目前美国大学中只有部分学生是在高中毕业后立即进入大学的,越来越多的人是在工作后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进入大学的。这使得大学不能再用传统的服务模式统一对待和管理他们。如何提供更多的在线学习课程、如何设置短期密集的学习计划是大学机构需要更多考虑的问题。

 

从高校提高学费谈起

来源:光明日报(9月4日15版)

近来,一些媒体和学者对一些省份提高大学学费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从学费上涨的冲动、培养成本计量、资助体系调整等方面作了探讨。从现象看,这项动作仅是数字上的考量。然而,以笔者之见,我们必须从更广、更全面的视野来看待和思考大学学费提高的原因和过程。

首先,学校教育收费的变化似乎伴随着教育的起始和发展。数十年来,公办小学和初中从收学杂费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书本费免去了,而公办高中学费有所提高,大学从不收学费变为收学费,连研究生也开始要支付学费。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子女教育享受了九年(小学、初中)的国家福利后,高中、大学的教育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了。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收入(即分配利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的生活更幸福了。

再次,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各省市,甚至各大学,都设立了各种资助贫困的专项资金或基金。每年国家或社会组织对因病、因贫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困难家庭及成员都给予了相当的帮助。就大学而言,上海就提出了三个准则:“不因家贫而不敢报考上海的大学,不因家贫难录取而来不了上海的大学,不因家贫而辍学离校”,多年来一直落实得很好。由此可见,除了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不断迅速增加外,其他形式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的对教育、对家境贫困学生的资助也是迅速增加。这也是我国支出变化的一个特点。其结果是更多国民的家庭里出了第一代大学生。

综观之,无论国家、家庭还是个人,其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历史进展的现实。所以理性认识收支结构变化,是每个人与时俱进的必需。

目前,我国在利益分配和支出促进方面已做了许多事情。例如,对农业生产的税收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员的落户、医保提升了原为农民的福利。国家对每一次利益结构的调整让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就本次高校提高学费来说,许多学校也提高了资助费的比例,显然对家贫大学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说,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变化是国家改革发展提高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必需。

从数字考量,我相信,每个高校都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贫而辍学”。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我并不担心一些媒体提出的担心,但却非常希望各方在此之机,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我们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明天。细读一些报道,发现的担心就是低收入家庭受影响较大,其子女入大学的经济压力大。除了现有的措施外,我建议加大各方面改革与协调,共同解决这个并不困难的“难题”。为此,提出以下三点拙见:

其一,加大高校管理结构改革。综观全世界,即使在著名高校,大学生即便家庭不贫,也边学边打工,自谋学费、生活费。笔者曾任教美国某大学,上课即临,学生匆匆从打工地赶来,不足为奇。故我常说,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用功,也以此为一理由。当今,我国的大学生决非无能之辈,尽本人之力完成学习更显志气与勇气。同时,每所高校下设许多部门,人员济济。依笔者之意,完全可以减少人员,把这些岗位让给大学生,并给予合理的报酬。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外大学也是很自然的事。高校心中想一流,不能忘掉向管理一流的迈进。勤工俭学,不仅仅是解决“钱”的问题,这关系到办学宗旨的大事。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技术,更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等素质,勤工俭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故而笔者认为凡获助奖学金的学生,应该参加各种相应的工作。若被认同,建议对高校评价增加一条:参与勤工俭学的学生数和学校提供岗位比例与总数。

其二,开拓校企合作渠道。美国东北大学举办校企合作已有百年历史,即让学生学习若干学期后去公司企业工作一学期或做工,这当然解决了学生经济问题,又有了工作经历利于求业,故很受欢迎。但是,即便在上海,这项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其中原因有多:学校不够主动,企业无此意识和安排……其实,这是对企业对学校、对学生皆有利的好事。建议政府部门可以有所作为。

其三,舆论正确引导。依目前情况看,所有青少年都进入普通高校,然后都进入大学是不可能的,依社会人员结构需求看,也不必如此。所以许多青少年可以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就业。除了在工作中做出业绩外,目前开放大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即便在工作的同时进修大学课程,获得知识技术和文凭都是无障碍的。笔者认为不必把进大学说成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收支结构看,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每个人、每个家庭应该再思考支出的结构,除生活、娱乐、教育外,应该设立贡献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内容,例如资助高校的助学基金等。应该提倡每个人在享受社会福利的同时,奉献社会,聚沙也能成塔。企业享受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红利,理应为高等学校发展提供支撑,如提供勤工俭学岗位,资助助学基金等。应该记住教育与经济颇有“一荣皆荣”的关系。许多企业的运行能力提升可以作为一个论题予以研究。(作者:张伟江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以学分制收费为契机推进高教改革

来源:《楚天金报》(9月9日)

中南民族大学将从今年秋季开始实行学分制收费。据记者了解,早在2011年秋,武汉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两所高校就获批作为试点,在湖北高校中率先实行学分制收费。至此,湖北地区已经实行和确定实行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已达6所。

作为一种与学年制对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学分制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是国内外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现代管理制度。1978年我国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就开始试行学分制,目前,学分制改革在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推行。

但是,学分制在国内高校试行多年,推进并不太理想。学分制在国外许多普通大学普遍施行,但在我国,连一些教育资源充足的“985”“211”高校都尚未推行。不少高校虽然名义上推行了学分制,但是仍然按传统的学年制收费,在学校管理上并未真正实现从学年制到学分制的过渡。

作为高校学生,依法享有《高等教育法》赋予的包括学习选择权在内的学习自由权。但在传统的教育管理制度下,学生的学习自由权保障情况存在亟待改进之处,例如学生进校以后转专业的困难重重,专业选择权的被剥夺,许多高校的必修课程比重过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受到限制等等。

学分制改革则可以革除传统教育管理制度导致的不少流弊。例如,学分制把学习的自主权交给了学生,改压抑个性为弘扬个性,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课程,自主构建适应个人发展的知识构架。可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摆脱学年制的限制,尽快毕业,或者在毕业后再回校修完学分。此外,还可促使教师把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

不过,实行学分制后,如果高校仍然按传统的学年收费制,就不能体现高等教育中的资源和成本分担状况,因为学分制和学年制的差别并不能充分体现。这也是学分制推行多年不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按学分收费,则可以以真金白银的方式,让学生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进行收益成本分析,这必将促进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选课情况和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从而充分实现学分制的优势。当然,学分制收费并非完美,试点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成本的核算问题仍然有待清晰明确,此外,要警惕混学分、花钱买学分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因此,以学分制收费为契机,加快完善高校培养学生的成本核算,尽快实施、完善以自主选择学习专业、修业年限等为核心的学分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性,既是高教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要求,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客观要求。相关高校和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妥善推行学分制收费,完善学分制,为推进高教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

来源:光明日报(9月2日13版)

  编者按:铸造行业“一将难求”,轴承专业成为行业“独生子”,类似这样的问题正在深深困扰着我国工业的发展。虽然工业“四基”即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促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基本保障,但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工业“四基”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笔者认为,不精不深的工科教育模式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需要深刻反思,在高等教育力求提升质量,进行综合改革的今天,这一提议显得尤其具有价值。

铸造行业为何“一将难求”

凡去过铸造厂或铸造车间的人,都会对其苦、累、脏的恶劣工作环境印象深刻,一提到铸造专业,考生和家长马上会与“傻大黑粗”联系在一起,加之待遇不高,别说城市考生,连农村考生都不愿报考,高校也纷纷撤销铸造专业,于是全国铸造专业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局面。用沈阳市铸造协会理事长葛厚彦的话说,如今铸造专业技术人才成了“稀罕物”,全国铸造行业都面临“一将难求”的尴尬局面。

作为汽车、电力、钢铁、石化、机械等支柱产业的基础产业,铸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所有机械装备都需要大量铸件,都离不开铸造业,都与铸造专业这一特色工科专业关系密切。从2000年起,我国铸件产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但全行业技术人才总数不超过2000人,与这个庞大的产业很不相称。2000人摊在全国几百家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及拥有铸造车间的企业,每家才寥寥几个技术人才。可见,铸造专业技术人才严重断档,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更令人忧心的是,人才严重断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年龄上,很多铸造厂由于招不到新毕业的铸造专业毕业生,其担当技术人才主力的居然还是“文革”前毕业的技术人才,他们都已年过花甲,却因没有新人接替而退不下来。

铸造行业为何“一将难求”?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原本是冶金类工科专业中四个特色工科专业,是工业“四基”中基础工艺技术的对口专业,而现在,这四个对口的特色工科专业纷纷被撤销,大都被合并为宽口径的金属热加工专业(有的大学称之为材料成型专业)。全国保留铸造专业的高校仅三家(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根本无法满足需要。铸造企业只好向金属热加工专业要人,但铸造企业普遍反映,金属热加工专业毕业生由于其宽口径的特性,铸造仅是其专业的一部分,因毕业生对铸造理论学得不深不精,到了工作岗位还要补学很多知识,毕业生对工作适应能力差,胜任工作的时间延长,毕业生本人也为此而烦恼。为此,企业强烈要求高校恢复铸造专业。

轴承专业何以成为“独生子”

轴承是工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关键零部件,凡是需要转动或运动的机械装备均离不开轴承,没有轴承,很多武器装备将会成为一堆废铁,所以在二战中,盟军曾把纳粹德国轴承工厂作为战略轰炸重点,差点使纳粹德国战争机器失灵。

很多人都见过自行车、轿车、洗衣机、工具上配备的轴承,在许多外行人看来,轴承是种结构简单的零部件,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轴承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轴承,而高端轴承技术复杂程度是低端轴承无法相比的,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介绍,高端轴承研发涉及材料、油脂及润滑、制造、设计、轴承制造装备、检测与试验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还涉及接触力学、润滑理论、摩擦学、疲劳与破坏、热处理与材料组织等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高端轴承技术的极端复杂性需要很高的研究能力,日本轴承巨头NSK,其总部就有1800个研发人员。

2012年我国轴承产业销售额达1420亿人民币,这在我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业行业,但遗憾的是,我们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轴承,而高端轴承则主要依靠进口。

我国轴承产业技术落后与人才短缺密切相关,全国轴承企业技术人才普遍存在断层现象。以哈尔滨轴承集团为例,从1994年到2002年毕业的轴承专业大学生一个也没有引进,2002年以后,每年即使能引进轴承专业大学生,数量最多四五个,最少年份才引进1个,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与人才断层现象,其他轴承企业也存在类似问题。技术人才断层的首要原因是高校人才培养岀现断层,原机械工业部所属数所高校均设有轴承专业,但后来以发展“宽口径专业”为名而被裁减合并到机械专业中,成了依附于(“宽口径”)机械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全国211与985重点高校中竟无一所高校设轴承专业,轴承专业毕业人数急剧减少。

现在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成了全国仅存的“独生子”,迄今为止该校已为全国轴承行业培养了近2000名本科生和硕士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已成为轴承行业的技术骨干,河南科技大学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轴承行业的黄埔军校”。但该校轴承专业每年仅提供60多名的毕业生,远远不能满足全国上千家轴承厂的需求。

轴承看上去小,但绝不是“小儿科专业”,相反还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一些高端轴承西方还一直对中国禁运。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轴承专业“独生子”的现状,清华等重点工科大学应重新恢复设立轴承产业,同时,对轴承专业应实行低收费乃至免收费教育,以吸引一流考生报考。

工科专业“不精不深”需反思

我国工业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是与宽口径教育模式造成的“不精不深”密切相关的。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有不少国务院各部委所直属的行业性质高等院校,如铁道学院、纺织学院、化工学院、钢铁学院等,这些高校都设有为所在行业服务,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我们不妨称之为特色工科专业。如机械类特色工科专业有冶金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等,原冶金部所属高校设有冶金机械专业;原化工部所属高校设有化工机械专业;原纺织部所属高校设有纺织机械专业……然而随着这些部委在体制改革中被撤销或合并,原来这些部委所属高等院校被划归教育部或地方,逐步转变为综合型大学,加之宽口径教育模式推行,各类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正不断被合并与取消。如机械类特色工科专业纷纷被合并为机械工程或机械设计与制造之类综合性的宽口径工科专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高校工科专业设置是照搬苏联模式,专业划分很细。1998年高校专业目录调整后则是宽口径通才教育模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培养本科生的专业目录是按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模式,按宽口径通才教育模式来设置。如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开设的机械工程专业是一个涉及机械各行业、各门类的覆盖面广的综合性的宽口径工科专业。且不说美国的宽口径教育模式是否完全适用文科、理科,单就工科而言,宽口径教育模式带来的弊端不容忽视。对高校来说,过去不少特色工科专业是与工业“四基”对口的专业,专门培养工业“四基”专业技术人才,但在合并为宽口径工科专业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四基”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乃至断档。以轴承专业为例,一个学综合性、宽口径的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的轴承课时只有数十个小时,如此短的学时,只是学了轴承这门高深学问的皮毛,这样的本科生投身轴承行业工作时,几乎需要从头学起,让企业头疼不已。

特色工科专业要适当保留、恢复和发展

今年2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了《加快推进工业强基指导意见》旨在提升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即工业“四基”的发展水平,推进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我们看到“四基”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工业强基还必须进一步引起中央决策层、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所设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大都与工业“四基”有关,用于培养“四基”专业技术人才。工业强基战略的推行意味着企业对与工业“四基”相关的特色工科专业毕业生需求量很大,企业并不是只需要宽口径的全才型工科生,所以大力培养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技术人才非常必要,不能随便把铸造、轴承等特色工科专业一撤了之,或者与其他工科专业合并为某个宽口径专业。

另一方面,与轴承专业类似,每一个特色工科专业都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都是不可或缺。管理学上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盛水量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桶,如果轻易撤并某个特色工科专业,其所对应的相关行业发展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就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我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国轴承技术人才的断层与轴承产业的落后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特色工科专业不仅不应被合并、取消,相反还要应适当地保留、恢复和发展。

 

“学术上的事交给教授做”

——中国矿业大学推进教授治学探索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纪实

来源:《中国教育报》(9月17日01版)

强化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是近年来中国矿业大学积极探索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取向。通过积极推进教授治学,从而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近日,围绕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资格申请问题,一场激烈的讨论正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展开。提交申请的23名校外专家大多是厂矿企业的技术骨干,其中不少人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怎么取舍?经过认真权衡,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们最终选择了少数人通过。

该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舒教授告诉记者:“学术委员会考虑到不少申请者工作繁重,实际到岗指导博士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决定坚持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并进行了集体投票。从实际出发,我觉得这是学术委员会作出的严肃选择。”

这样的事例是中国矿业大学在推进大学章程建设,创立高效、规范、有特色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体系的一个缩影。该校党委书记邹放鸣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首批高校,教育部日前已正式核准了《中国矿业大学章程》。强化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是近年来学校积极探索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取向。通过积极推进教授治学,从而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规范:“建章立制”创矿大特色的学术委员会制度

经过近两年的反复酝酿、讨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于20124月颁布实施。《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校内学术事务中作为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的职权,为教授治学搭建了制度平台。

“学术委员会是保证大学学术独立性,推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重要途径。为了确保学术委员会成为学校学术事务的最高咨询、决策机构,学校提出,将原先的各类学术组织统一纳入到学术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将分散的学术决策功能进行充分整合,自成体系,独立运作。”校长葛世荣介绍说。

单独设立管理工作机构、建立独立运转机制是中国矿大学术委员会制度运行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了保障学术委员会独立、规范运行,学校成立了常设的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制定了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暂行办法、基层学术单位教授委员会工作规则等系列规章制度,体现学术自治的原则,解决了过去学术事务组织偏于松散、决策效率不高等问题,为有效行使学术决策权力、确立学术权威以及加强学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学术事务决策、审议、评定、咨询职能整合,是中国矿大学术委员会制度框架的鲜明特色。该校对校内学术事务体系进行了重构,将原先分别设置的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统一纳入到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制度框架下,设立了教学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评价委员会,将分散的学术事务机构进行充分整合,并对职责进行了细化落实,将审议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科学研究战略,以及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处理学术失范行为等十几项权力全部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行使。为了使学术事务处理形成全校上下“一盘棋”,学校还设立了基层学术单位教授委员会,在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讨论和决定所在单位的重要学术事项。

经过两年多的规范运转,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们也有了深切的感受。环测学院教授邓喀中说,学术委员会的事务繁多、任务很重,但教授们一旦投入其中,便油然而生出主人翁的感觉,责任心和使命感大大增强了。

高效:“去行政化”提升学术权力公信度

2012年底,中国矿大举行了许多年来第一次不是校领导主导、由学术委员会教授们独立负责的职称评审。当时有人担心,教授们能否把握好职称评审的价值导向。最终的结果证明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委员们严格按照程序,坚持标准,顺利完成了评审。评审结果也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认可,学术委员会的权威赢得了尊重。

中国矿大的学校领导层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大学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其精神品质在于学术为本,追求卓越,学术上的事情当然要交给教授来做。”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方面,中国矿业大学下足了功夫。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除分管校领导、院士和国家教学名师外,在任校领导均不进入校学术委员会,其他党政处级干部进入比例不超过委员总数的20%,且不兼任学术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126月,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53人中,除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副校长外,校党政其他领导都未进入学术委员会,职能处室负责人只有4人进入,其他48位委员都为学术带头人。  

“改变成员结构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制度改革的重大变化。”葛世荣说,学校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党委行政班子的许多成员都在里面,专职教授很少。现在就合理了,专职教授成为学术委员会的“多数派”,做到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形成彼此相互支撑而不逾越的格局。

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屠世浩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作为矿业学院的院长,以前最难做的事有4件:职称评审、博导聘任、博士生录取及博士论文答辩,牵扯很多精力。过去评职称的时候,不少人到院长办公室反映诉求,博导的聘任也往往因为多年的同事关系拉不下脸来。这两年因为有了学术委员会就没人找了,人际关系也变简单些了,也有更多时间处理分内工作了。

在学校整体氛围的影响下,两年来,校学术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开展工作,顺利开展学位评定5次,职称评审4次,共开展其他教科研项目、学术荣誉、学术奖励等重大学术评审和推荐55次,重大学术咨询19次,实质性地实现了高效运转。

驱动:“教授治学”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

“教授治学”催生了中国矿业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群芳竞妍”的喜人局面。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有8个团队70多名工作人员,设有教授委员会。他们通过学术委员会建立新的考核机制,只考核团队,对个人不设硬性指标,让每个人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在煤矿充填开采技术方面取得了的重大突破,在《Science》上发表了文章。在学校安全学院办公楼内,一个个教授工作室充满紧张忙碌的气氛,崇尚学术、追求卓越成为学院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这样的理念和氛围的熏陶下,该校教授周福宝脱颖而出,2013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4年,他又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荣获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

在中国矿业大学,除了学术评审、推荐之外,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决策、咨询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矿业大学章程》的制定、职称评定条例的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等都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并提出决策参考意见。2013年,在学术委员会的建议下,学校启动了新一轮科研重大项目培育工作,据了解,这些项目都是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重大课题,如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

聚沙成塔,积水成溪。随着时间推移,教授治学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学校的各个方面逐步凸显出来,形成了推动加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教育部学位中心2012年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中国矿业大学有4个学科位列全国前五位,其中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位列全国第一。2012年,学校工程学学科的ESI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1%2012年、2013年,学校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分别位列江苏省高校第一位、第二位。

如今,中国矿业大学正通过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设立学生参事制度、梳理行政权力清单、下放学院管理重心等一系列切实贯彻大学章程精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激发创新活力,真正让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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