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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摘编 第1期(总第70期)
时间:2015-03-05 10:38:36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教育要闻摘编
 
 
第1期(总第70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5年3月4日   

 

本期导读

热点聚焦
习近平为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刻不停增强本领
高教动态
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高校更名的冲动从何而来
高校将可自主转让或作价投资科技成果
理论学习
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人民要论)——从中西比较看
通识教育要有魂(热点辨析)
实践探索
微信撬动高校后勤管理
 
热点聚焦 
习近平为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刻不停增强本领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28日02 版)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可以预见,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学好用好这批教材,帮助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素质和能力。
  
高教动态
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5年03月02日02 版) 
“新常态”是中央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系统阐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概括地说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李克强总理特别指出,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缺乏根基。刘延东副总理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教育工作的大逻辑。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要求,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力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基础,我们既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又要分析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持续稳步提升。我国现在已经是在学规模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29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7.5%。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保障水平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也显著增强。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不等于“强”,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也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客观问题和现实差距。从深层次来讲,这些问题和差距都是由于发展理念不够成熟、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发展方式不够科学造成的。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缩小这些差距,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经验来看,都应当认识到老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构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在前些年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在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可持续的发展。
       怎么认识和判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有几个特征:一是从发展环境看,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在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引导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二是从发展定位看,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三是从发展方式看,随着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高校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四是从发展动力看,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要求高校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理顺内部关系、释放发展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趋势,高等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解放思想,更加需要凝聚共识,在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具体来说,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而不是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只有把质量提升作为核心任务、作为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而不是一味盲目攀高或求全求大。只有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只有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释放活力,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要素的最大效益。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而不是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办学。只有坚持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同向同行,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总之,认识和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常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高校更名的冲动从何而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3月03日02 版) 
近日,两件与高校“更名”有关的事引发人们的关注。一是教育部开始对2015年的32所新设高校、更名高校进行公示,二是一则《教育部2015年高校更名通知》的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的疯传。
从高校更名的情况看,主要是从学院更名为大学,这说明,我国高校还是十分看重有无大学的“名分”的。在一些高校领导看来,更名有现实的“红利”,大学还是高于学院一等,否则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要从学院更名为大学了。“更名红利”如果存在,那么,高校就不会放弃更名的办学捷径。
如此更名,其实并无多大必要,难道把学院更名为大学,大学的办学空间就更大?在国外,有的高校校名一直不变,还是创立时的学院、技工学校一类的名称,可照样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比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我国的高校更名,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由学校更名为学院,基本上是从专科升为本科的学校;二是由学院更名为大学,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学院,也觉得学院名字不“高大上”,希望更名为大学;三是独立学院和母体学校脱钩,独立成为民办学校更名;四是学校想摆脱某些传统行业形象,有一个时髦的校名,去掉校名中机械、化工、农林等字眼,最好替换为文理、科技、经管等时髦词。
这四类更名中,第三类是正常的,其他三类,如果确属于学校办学定位、层次调整,需要更名,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也无可厚非,可如果学校仅仅为了让学校名字更好听“上档次”,改名却名不副实,就很不应该。
这些道理早在10年前我国出现高校“更名潮”时就曾讲过,希望高校安于自身的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不能追名逐利,可还是有不少办学者把更名作为任期追求。这和目前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关。
一方面,我国当前对高校的评价,还主要是行政评价,而行政评价,存在把大学、学院、学校分为不同层次、等级的问题,通常,如果学院更名为大学,可以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投入,而且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师资聘用中,也有更大空间。这引导学校追逐“高大全”。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舆论,对于学校、学院和大学,也存在“以名识校“的问题,一所高校,从学院更名大学,办学质量并没有变,可当年的招生就可能提高录取分数好几十分。这样的“好处”当然被办学者看在眼里。
在追逐更名中,不少高校为达到更名的条件,增设学科、专业,可是这些学科、专业是否符合本校的定位,能否办出高质量,办学者却关注不多。有的甚至就由校领导拍板,哪怕教授和学生大都反对,也无济于事。于是,学校的规模变大,体量变大,名也顺利更改了,原来的办学特色却丢失了。这些更名为大学的学校和其他大学有何差别呢?在更名为大学后,有的学校原来的品牌甚至被破坏。更名可能带来好处,可如果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品质没提升,“更名红利”吃完后,学校该怎么办?难道继续更名?我国还真有高校五年内连更三次名,连校友都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究竟是什么名字了。
高校办学不应该在名字上大做文章,而应该注重内涵发展,但这需要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消除对高等学校的等级化、身份化管理,对高校办学进行专业评价,形成各类型、各层次高校都能办出一流水平的办学环境,另外,受教育者和社会,在评价高校时,也不能只看其名,而要分析其办学质量、特色。如此,学校才能安于定位,不乱改名。
 
高校将可自主转让或作价投资科技成果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26日01 版) 
在今天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议案,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法近20年来首次修改。草案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
科技部部长万钢向与会全体出席人员作了关于草案的说明。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该法有些内容已难以适应实践需要,科技成果供求双方信息交流不够通畅,企业对科研机构取得的科技成果信息缺乏充分了解,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机制没有充分体现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对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考核评价存在重理论成果、轻成果运用的现象,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处置科技成果所得收益须按规定上交财政,且审批手续繁琐,影响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科研的组织、实施与市场需求结合不够紧密,产学研合作落实得不够好,现有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有差距,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
万钢介绍,此次草案的修改思路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的总体要求,主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增进社会各界对科技成果信息的了解,完善信息发布;二是充分调动科研机构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增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三是强化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企业作用,推进产学研合作;四是创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环境。
草案第十三条规定,转化科技成果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纳入本单位预算,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工作。草案还为加大奖励力度留下空间,允许单位可以自行规定、约定给予科技人员奖励、报酬的方式和数额,没有约定的则按法定标准。
 
理论学习
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人民要论)
——从中西比较看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3月04日07 版) 
如何把握我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特色,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课题。价值观的特色一般是通过对不同理念和事物进行比较、选择、取舍而显示出来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华价值观的特色,就不能局限于中华文化本身,而要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作为比较对象。中华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相比,主要表现出四大特色。
责任先于自由
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甚至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
儒家的德行论比较发达,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完整体系。其中的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德行的基本取向,都强调个人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如孝突出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忠突出尽己为人的责任,信突出对朋友的责任,等等。在儒家看来,个人与他人、与群体存在连续的关系,必须积极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这是一种美德。
中华价值观注重关系的立场与个人本位的立场不同,它主张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人常常为承担责任而忘我,责任往往成为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这样的立场就是责任本位的立场。同时,由于个人处于社会关系网中,与多种对象结成各种关系,因此个人的责任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个人有多少角色,就相应地承担多少责任。
中华价值观十分注重责任担当。孟子讲,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从先秦的士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都突出责任意识,强调个人对天下国家的责任,而不是突出个人自由。在汉代到宋代的士大夫中,责任意识的代表就是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后,明代士人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为人们所熟知,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中,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和政府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更多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界定个人对家庭、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观念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但它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在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个人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
义务先于权利
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根本特色。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盛行,形成一种个人本位的社会,不胜其弊,而中国则以伦理为本位。他说:“人生必有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人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而以对方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伦理特别强调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以义务为基本取向的德行不强调张扬个人权利,而主张努力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种义务取向特别表现为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看来,西方是个人本位,强调以自己为主;中国则是义务为主,强调尊重对方,“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存发展权利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当然也为社会价值观念所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价值,或社会价值观仅仅为个人权利提供支持。在价值和伦理问题上,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观甚至是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权利话语往往联系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权利优先态度,其基本立场是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权利优先于集体目标和社会共善。在这样的立场上,个人的义务、责任、美德都很难建立起来。个人权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促进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
群体高于个人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和谐高于冲突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通识教育要有魂(热点辨析)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3月04日07 版) 
       近年来,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受到各高校的普遍重视,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时至今日,大学通识教育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有大学体制的原因,但关键是通识教育理念出现了偏差。许多大学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使命是价值观教育,使之沦为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精心设计的“自助甜品”。有些高校为迎合所谓国际化潮流,以系列讲座、暑期研修、研讨班等形式将通识教育课堂拱手交给西方“大牌”教授,甚至沦为西方社会思潮的“跑马场”。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高校通识教育要有灵魂,要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堂。
通识教育源自西方大学“专业之外、普遍相通”的教育传统。在美国,这种教育有若干名称,有些学校保持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称之为“博雅教育”;有些学校为了凸显其是全校各科系皆应修习的基础,称之为“大学教育”;有些学校着眼其重要地位,称之为“核心教育”;使用最普遍的名称,是我们所熟知的“通识教育”。名称和理念虽有所不同,但价值观教育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一般来说,美国大学主流价值观教育包括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文化价值观教育三个部分,其中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是重要内容。鉴于此,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也应是价值观教育,目的是培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不能将这一任务一股脑儿推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或马克思主义学院。
现在,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通识教育还没有跳出人文素质教育的范畴,有的高校干脆端出一大堆“经典导读”“艺术鉴赏”“文化兴趣”类课程,被学生戏称为“通识教育大杂烩”。通识教育应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通识教育不能停留于灌输具体内容,而应重在训练学生如何思想;不仅在于读经典、读名著,更在于怎么读,师生之间如何互动。这一层面解决的是通识教育的方法问题。其二,通识教育能否取得好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谁来引导学生思想、引导到何处去。这一层面解决的是价值观问题。目前,我国一些主要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仅仅靠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来承担通识教育显然是不够的,而应该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起共同担负起塑造价值观、增进政治认同的任务,使大学通识教育真正姓“马”。
使通识教育姓“马”,需要从体制机制、课程设置、教师选聘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修正通识教育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对大学通识教育进行顶层设计。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定位和课程体系与价值观教育存在较大距离,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其次,在学校层面,解决课程内容、教学要求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与通识教育目标不协调不适应问题。比如,通识课通常是面向全校的选修课,重要性还比不上专业选修课,因此教师开设通识课的热情不高。第三,全面改革教学模式。大学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奠定理论基础,需要通过经典著作阅读、研究来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认同感的提升需要深入人的灵魂深处,使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赋予受教育者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唯有如此,大学通识教育才能肩负起其历史使命。
 
实践探索
微信撬动高校后勤管理
来源:《 中国教育报 》( 2015年03月02日12 版) 
“手指轻轻一点,即可解决你的报修问题!”这是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公寓47号楼张贴的一张宣传单,下面印着大大的二维码。不时有进出的学生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据了解,许多高校后勤管理部门都在尝试运用微信,以求贴近师生的媒介使用习惯,更好地服务师生。
各出奇招,无限服务
中国传媒大学后勤管理处的微信公众平台,除常规信息推送外,该公号还有报修、查询邮单、报失招领等多种功能。关于微信报修,该校学生小张体会深刻:“我在下午1点用微信报修了宿舍卫生间的水管漏水问题,维修人员不到3点就到宿舍解决了问题。本来怀疑微信平台存在处理滞后的现象,如此看来是多虑了。”对此,该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严文明说:“自2014年4月,我们制作了手机版网页,将微信平台系统与网站系统进行整合,微信报修的数据统一进入网站服务器,与网络报修、电话报修系统使用同一个数据库,便于服务大厅24小时进行派单和回访。”
据上海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唐老师介绍,该校后勤部门微信公众号已有将近15000个粉丝,其中服务公告、服务信息、电影选座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功能。“在建的新功能还有很多,比如我们正拟筹建浴室查询系统,利用浴室刷卡计费系统读取进出浴室数据,学生上网即可查询浴室使用情况,计划洗浴时间。”
“去年12月中旬,校区紧急停电,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及时推送了一条突发紧急停电的消息,平复了大家的情绪,同时迅速与后勤的水电中心联系,40分钟左右就处理好了问题。”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后勤部门的周老师说。
投诉更轻松,压力即动力
过去,师生若想投诉后勤服务,最常用的是电话或网站留言。“有时手边没有电话号码,投诉也就不了了之;网站也受到上网设备的限制。”学生表示。对于建设微信反馈通道,高校后勤管理部门普遍比较重视。
在中山大学总务处东校区后勤办的“建言献策”栏目中,小编用鲜明的社交媒体风格的语言说道:“要投诉,找小晴!”“直接微信留言,当然,记得提供处理问题的必要信息,必要的时候,‘有图有真相’,随手拍个照片发给我们!”
手指一点,即可投诉。微信为投诉、建议减少了障碍,为后勤服务单位增加了舆论监督的压力,有助于提升服务意识。
运用新媒体 管理全方位
微信等新媒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着全方位的重塑,而学生一向是新媒体使用的主力军。由于后勤工作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高校后勤部门及时利用各类新媒体与师生近距离沟通、处理问题,已经势在必行。“连校门口的水果摊位都在推广淘点点、微信支付之类的电子渠道。在如此浓厚的新媒体氛围中,后勤部门推出微信平台,我觉得很亲切,感觉自己作为接受服务的主体,是被关注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左纤丽说。
当然,新媒体在后勤管理中的应用也存在不成熟的地方,如缺乏整体规划、缺乏专业人才、推广程度不足等。但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努力适应新媒体工作方式,拥抱新媒体校园文化,是高校后勤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的重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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