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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摘编 第7期(总第76期)
时间:2015-05-06 13:47:23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教育要闻摘编
 
 
第7期(总第76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5年4月15日
 
 
本期导读
 
热点聚集
○浙江打破省重点建设高校终身制
理论学习
○深刻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官者当有“五种意识”
○保障学术发展是依法治校的重头
实践探索
○安徽师大协同创新盘活产学研
国际经验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美国路径
 
 
 
热点聚集
浙江打破省重点建设高校终身制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09日 04版)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4月7日发文(浙政办发[2015]34号)公布,经省政府研究同意将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列为浙江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高校。
浙江省政府决定,对列入重点建设的高校打破终身制,按照优胜劣汰原则实行动态调整。
据浙江省教育厅有关人士介绍,根据2014年10月26日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意见》,该省将本着“育强、扶特”的精神,深化改革,推进创新,整合资源,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
“不是同高校过去发展进行纵向相比,而是要放到全国同类型高校中去横向竞争。”宁波大学党委书记郭华巍介绍说,进入浙江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高校名单以后,要求五个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10%甚至是前5%,这既是对宁波大学过去发展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将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责任与压力更大了。
在4月8日召开的宁波大学教代会上,郭华巍等校领导对建设全省重点高校有关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全校师生把省委、省政府的战略要求与提供的发展机遇转化为推进宁波大学更好更快发展的动力。
对入选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高校,浙江省政府将加大财政投入、统筹规划与绩效考核力度,尤其是对“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实行总量控制、滚动建设,每3年为1个周期。按照高校建设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计划,由省政府组织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每3年开展一次考核和评价。
浙江省政府决定,根据建设考核评估结果,对于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高校,加大支持力度;对于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高校,从重点建设高校中予以剔除,对财政支持资金和各类倾斜政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同时,择优确定递补建设高校,增强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实效性。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表示,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与别的省份不一样,新的浙江大学进入国家985、211大学,一枝独秀,全省高校缺乏“第二梯队”。此次浙江省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就是集中人、财、物等要素资源,支持建设一批省重点高校,冲进“第二梯队”。
马陆亭说,过去国内重点大学建设容易形成等级制,缺乏竞争,排斥别的大学,形成人才培养与学生就业等一系列弊端。“此次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引入竞争机制,激发第一批入选高校不断努力发展。”据马陆亭透露,能进入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高校名单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竞争性,进入省重点建设高校名单的大学不努力就必须让出位置,别的高校还在后面排队竞争“上位”。
浙江省政府要求,到2020年,全省高等教育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要进入全国省(区、市)前6位,若干所高校在全国同层次、同类型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省、市属高校有20个以上的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10%,100个以上的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30%;高层次人才增量列全国前5位,若干教学科研团队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
 
理论学习
深刻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4月11日  08版)
 
孙家学
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来说,意识形态都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每个政党、每个社会维持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高等学校无论是从“为谁服务”“服务什么”还是“怎么服务”角度讲,都必须承担意识形态功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等学校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为谁服务——捍卫和促进本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大学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为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服务,这是世界各国大学教育的通则。英国教育大臣摩根就提出,要把传播正确“核心英国价值观”这种政治教育,放在与数学、英语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在美国,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设置有3~5门具有浓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通识课程。美国教育家托马斯·里克纳指出,“学术课程在价值观培养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沉睡中的巨人”“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种课程利用为培养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手段,我们就正在浪费一个大好的时机”。韩国在1968年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中强调:“爱国家爱民族才是我们的求生之道和构建自由世界的基石。”韩国教育部的指导文件指出:“为形成国民意识而加强民族教育和政治教育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在韩国的大学里,一般规定“国民伦理”为必修课或者选修课。
中国的大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其必然要坚持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是其必然要捍卫的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必然要提倡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认同和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用之才,是中国高校正确履行职能、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好务的必然要求。
服务什么——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履行高校四大职能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系统。高等学校是知识、人才密集的地方,是意识形态工作中最受关注的地方,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我们不能在和平环境下忽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中国的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职能,这是中国高校当前的中心工作,也是中国高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具体内容。每项职能的实现,都要把始终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目标导向,都要把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稳定作为基本前提。
从人才培养方面来说,中国的高校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学生头脑,让学生成为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丰富知识和技能的“有德有才”的社会主义优秀人才。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虽然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无禁区,但科学研究中也存在价值渗透,也存在科学伦理问题,社会主义大学的科学研究,除了要为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服务,更应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有序发展服务,当前尤其要为顺利推进和实现中国梦服务。从社会服务来说,毋庸置疑,高校不仅必须要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坚守底线,更要发挥人才智力优势,发挥“思想库”功能,为营造健康有序和谐的思想文化氛围服务。从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来说,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和增强全校师生乃至全社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
怎么服务——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核心任务没有改变。大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树立高度的思想共识,凝聚起强大的发展力量,是高校解决好“怎么服务”问题,正确履行在国家改革发展中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高等学校都要有“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的信念和坚守,增强政治定力、站稳政治立场、勇于挑起重担,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敢抓敢管、善抓善管、敢于亮剑、善于出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要以思想建设为引领,增强广大师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抓好中心组学习活动,加强和改进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开展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政课育人铸魂功能有效实现。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论坛管理,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以校园媒体建设为抓手,营造健康舆论场,凝聚发展正能量。要提高校园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传递校园好声音,讲好学校好故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导向。要建立完善的舆情信息监测体系,做好舆情研判工作,营造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为魂,加强文化建设,构筑师生精神家园。要积极开展师德师风培育活动,不断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培养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把关人”。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引导学生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要积极培育学校精神,不断推出校园文化成果,提升文化活动的品位,形成学校特色文化,有效发挥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作用。
(作者系东北大学党委书记)
 
为官者当有“五种意识”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4月15日 04 版)
 
    在政治新生态下,从严要求的“紧箍咒”越念越紧,一些习以为常的潜规则正在被打破,一些曾经适用的“套路”已不能用或不管用。当此之际,及时调适好为官心理,树立正确的从政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概括起来说,下面这五种意识不可或缺:
  第一,当官就是要莫发财,而不是奔财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权力一旦与金钱联姻,一旦让“钱”绑架了“权”,就会走形变样,走上权力寻租的不归路。为官者不要想着法子“捞钱”“淘金”,从一开始从政就要横下一条心,把不发财作为从政之道、为官之本,彻底打消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思想,否则迟早要出事。
  第二,当官就是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什么是“大事”?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讲就是“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邓小平同志当年复出时也曾说过:我这次出来工作,不是为做官,是为了做事。现在不少人官本位意识仍然很强,整日规划自己的当官路线图,即使做事也是在做一些为自己“涂脂抹粉”的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本着这种心态为官,最终都会因“升不上去”而心理失衡、自寻烦恼。
  第三,当官就是要法大于权、法高于权,而不是以权压法、以权代法。有的人长官意识严重,习惯于让法听命于己、听命于权,“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为官者尤须养成知法、懂法、守法的习惯,养成一切在制度笼子里行使权力的习惯。要懂得,法律法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敬畏法律也就是珍惜自己的从政生涯。
  第四,当官就是要靠实绩实干,而不是信奉关系后门。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官场文化的顽瘴痼疾,有的人把钱当“敲门砖”,有的大搞权色交易,有的变着花样套近乎搞“雅贿”,还有的拐弯抹角走“夫人路线”“身边人路线”,指望攀高枝、寻背景、进“圈子”,这些都是投机取巧之术。最近一些塌方式腐败说明,甘当“门客”“门臣”,甚至搞人身依附、结党营私、沆瀣一气,迟早有一天靠山会成为火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简简单单、正正规规、清清爽爽一点好。
  第五,当官就是要不舒服不自由不容易,而不是很轻松很自在很逍遥。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只要“官帽”在头上,享清福就没可能也不可以。习近平同志曾告诫:“我认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党的‘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没有听到哪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说过当官真舒服。”为官意味着责任和担当,特别是在可能被“围猎”的复杂形势下,还意味着风险,需要既能吃苦又能吃亏、既能受累又能受气的胸襟、肚量和心态,更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做不到这一点,为官就会感到憋屈、难受和尴尬。作为党的干部,只有自己辛苦了,人民群众才会真正地舒服。
“五种意识”既是试金石,又是“火焰山”,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道大坎,都是一张问卷,过得去、答得好就能平安为官、健康为官、幸福为官,就能成为一个为党争光、对民有利、于事业有益的好干部。
 
保障学术发展是依法治校的重头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14日 13版)
 
杨宗凯 
依法治校是一项体系庞杂的长久工程。虽然各高校推进依法治校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培育自由理性、民主法治的大学氛围,探索科学高效、和谐有序的大学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适应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适应大学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则应始终是依法治校不懈追求的工作目标。华中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人文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师范大学,一直高度重视依法治校工作,近年来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以章程建设为基础,构建统一的依法治校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是依法治校工作的核心。我校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部章程建设双重试点单位,较早启动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2013年11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通过,正式颁布。同时,学校出台《华中师范大学规章制度制定暂行办法》,认真审查和清理校内规章制度。迄今,共清理和修订各项规章制度342件,其中废止65件、修订164件,保留113件,有效保证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体系层次合理、统一规范。
以保障学术发展为核心,优化科学的依法治校权力架构
保障学术自由是落实师生主体地位、确保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学校坚持构建以保障学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平衡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一是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通过制定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与学校“三重一大”规定,明确重大问题由党政领导共同研究,党委集体决策。二是保障教授治学。出台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由无行政职务的资深教授担任主任,并将学科规划、职称评聘、发展规划制定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学术成果水平鉴定等权力回归该委员会。三是用绩效考评程序强化行政系统服务意识。学校在行政组织的考核和评估上着重听取院系所等学术机构的意见,据此作为行政人员的评价依据,并与即将执行的绩效工资挂钩。
强化民主监督和信息公开,完善依法治校工作机制
学校不断加强民主建设,保障权力依法规范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或不作为。一是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学校财务预算、重大政策全部在党委常委会(或党委全委会)表决,特别重大议题和干部任免事项采取票决制。成立咨询委员会和法律顾问团,为集体决策提供咨询和法律意见。二是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不断加强教代会建设,二级教代会建制率达100%。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均经教职工民主讨论、教代会审议表决。对于教职工提案,教代会实行追踪办理,回复率达100%。同时以章程为基础,建立健全师生申诉制度。三是全面实行校务公开。学校不断丰富校务公开的渠道和载体,公开各种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及学校重大决策、人事任免等事项。
以知法用法为重点,推进法治校园文化建设
依法治校能否落到实处,除了有法可依,还必须有法必依。一是加强普法宣传。学校成立了政策法规研究室,并建立了专业法务工作者和兼职法律宣讲员相结合的普法工作队伍,基本上做到了有五年规划,有年度计划。通过多样化的普法宣传,基本保证了教职员工每年每人学习、培训二至三次,学生法制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经费“五落实”,校园法治意识真正深入人心。二是强化目标考核。学校结合正在推行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坚持绩效导向原则,坚持管办评分离,把依法办学工作作为二级单位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学院办学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推动依法治校在学院层面得以落实执行。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实践探索
瞄准地方企业需求 打师范“特色牌” 鼓励本科生进实验室
安徽师大协同创新盘活产学研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04月11日 03版)
 
安徽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副院长耿保友最近很兴奋,学院与奇瑞汽车协同创新开展的一项新能源汽车科技攻关项目,历经4年,日前终于取得重要突破。
耿保友告诉记者,以前学院虽然和奇瑞也有交流,但大多停留在学生实习等浅层面。后来,奇瑞致力于发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池是必须攻克的难题,化学与材料学院恰好在这一领域拥有人才和技术优势。在学校的主持下,双方签署了协同创新协议,学院负责科研攻关,企业负责中试,中试过程中,学院为企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
近年来,安徽师大按照“校内培养,校外联合,整合资源,凝练特色,提升品质”的思路,搞好协同创新,在人才培养、科技应用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2009年至今,学校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达283项,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8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73件,与政企签订协议400余项,承担各类服务项目超过2000项。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命脉,高校恰好可以在其中发挥科研优势。”安徽师大校长王伦说,学校协同创新工作立足于服务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围绕当地经济发展需求做文章。
在协同创新工作中,安徽师大没有忘记自身的师范特色。全省省级示范性高中教师队伍中,安徽师大毕业生占32.6%;全省特级教师和省级教坛新星,学校毕业生分别占52.5%和47.8%。安徽师大着重与自身“师范”特色相结合,成立省内高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功申报了校级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努力造就教育名师和优秀教育家。
王伦介绍,学校去年新筹建了安徽省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切实加强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高校之间的协同,真正实现“以需促协”、“以协促创”的发展要求;注重把握和研究安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体现协同创新中心积极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做到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在安徽师大,协同创新并非教授、博导的“专利”,本科生也可参与。这得益于近几年学校在多个学院推进的“本科生进实验室”计划。
为激发本科生进实验室的积极性,学校规定,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后,可以和导师及导师的研究生一起发表科研论文、申报并获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如果协助导师所做的项目或课题顺利结题,学生可以得到2个学分。安徽师大科研处处长陆林告诉记者,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以各种形式进入实验室。
几年下来,效果超出学校预期。近3年,本科生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创新创业项目,获得多项创新大赛奖项。据陆林介绍,在校进过实验室的本科生毕业去向大多不错,不少人被保送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研究生,有的进入国内外名企工作。
安徽师大党委书记顾家山表示,通过协同创新这个抓手,产学研用被全面激活,高校服务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三大职能实现了良性互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科技支撑。
 
国际经验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美国路径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04月11日 03版)
 
美国有一个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概念证明中心,为大学科研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等个性化的支持。
美国商务部在其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称概念证明中心是美国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
■赵中建 卓泽林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建立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在近期透露,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那么,发达国家如何促进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今天,我们就从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s,简称PoCCs)谈起。
建立概念证明中心,跨越“死亡之谷”
美国的概念证明中心是一种在大学之内运行,并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的组织机构,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对成果转化活动进行个性化支持,例如开发和证明商业概念、确定合适的目标市场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等。
1998年,弗农·艾勒斯曾提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因为大学与企业的本质不同,所以大学和企业在技术发展和推销阶段信息、动机的不对称以及科学、技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构成了大学研究成果走向市场的障碍。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拜杜法案》算起,美国已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突破性进展,如成立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TTO)、孵化器(截至到2006年已成立1250个商业孵化器,其中2/3建立在大学校内)和科学园等。这些努力与举措直接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但转化率仍然较低,近75%的发明专利从来没有得以商业化,例如,2008年斯坦福大学科技许可办公室收到400项专利申请,获批的200项专利中只有100项被商业性转化。再者,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近年来出现受人诟病的诸种弊端,譬如,资金实力和该办公室员工市场远见跟不上科研创新的步伐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成立概念证明中心这一新的组织模式,试图以此提高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跨越“死亡之谷”。
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把创建概念证明中心作为投资“i6绿色挑战计划”的主要渠道,促进清洁能源创新和经济繁荣发展。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局(EDA)也声称,概念证明中心旨在加速绿色科技的发展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力挽美国经济复苏。同年9月,经济发展局投资1200万美元给6个大学下属的概念证明中心以应对挑战竞争,并在2012年再次给7个新成立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拨款100万美元。经济发展局于2014年扩大了“i6绿色挑战计划”的投资,其中包括给已有的概念证明中心各投资50万美元,促进商业化中心关注后期研究。
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的空白
美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机构不少,那么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机构、基金会以及大学共同支持和创建的概念证明中心,与其他刺激国家创新创业的举措或努力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帮助解决大学研发成果与可市场化产品之间的空白,是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死亡之谷”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2001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建立了冯·李比希创业中心;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成立。捐资者认为这两所大学真正缺少的是为已经做好创业准备的教员建立支持机制,并加速机构之间的文化传播。通过这个公共平台,不同机构之间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同行正在进行的研究、知识产权发展和各类项目。
2008年,考夫曼基金会成员大卫·奥德里茨和克里斯汀·古布朗森首次介绍了概念证明中心的重要功能:“投资促进大学研究的溢出和商业化”。经过考察研究,他们发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提供的创业课、种子资金颇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富有成功创业经验的企业家为学生指导开放技术和传授建立大学衍生公司的经验。
因此,概念证明中心主要在美国大学的科技转化办公室之下进行工作,通过加速已申请专利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从而对科技转化办公室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它与传统的“孵化器”不同。第一,在“孵化器”进行的研发活动通常与大学隔离开来,而概念证明中心则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研发;第二,“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一个产品的新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分享工作环境,而概念证明中心则会评估来自研究产品的商业价值。
截至2012年,美国大学中已建立起32个概念证明中心,所附属或合作的大学都是科研实力较强,排名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的概念证明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阿拉巴马大学创新和创业指导中心和马里兰大学概念证明联盟等。它们的名称虽然没有全部冠以“概念证明中心”的称谓,但均有类似的特征和共同的目标:增加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大学衍生企业和企业家的质量;增强与当地投资者和创业家的接触,以留住大学衍生企业在本州区域发展。目前,还有6个概念证明中心在筹建过程中。
美国基础设施中的“潜力股”
概念证明中心的目标是成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的中转站”,并有效促进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当然,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实施的服务类型各不相同,有的概念证明中心提供种子资金、咨询服务、教育计划和科技加速计划(如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而有的中心只是搭建起大学和外部企业沟通的渠道(如南加州大学的斯蒂文斯创新研究所)。
美国高校的32个概念证明中心平均科研经费大概有5000多万美元,启动资金来源也比较多样化,有的来自联邦资金,有的则依托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收入,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的资金支持来自该校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该大学已经为研究和商业发展创立自己的概念证明资金。迄今为止,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科技转移办公室概念证明项目已经支持超过110个研究项目,总资金超过1300万美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概念证明中心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到商业化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概念证明中心是国家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美国商务部在其2013年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在大学技术转化领域上升最快的当属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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