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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摘编 第8期(总第77期)
时间:2015-05-06 13:52:47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教育要闻摘编
 
 
第8期(总第77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5年4月22日
 
 
本期导读

 

热点聚集
          “民办教育30条”修改引关注
教育观点
大学不能搞工分制
高校真的重科研轻教学吗
理论学习
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抓好“关键少数” 落实“三严三实”
实践探索
          西南民大科研项目致力于服务民族地区发展
 
 
 
热点聚集
“民办教育30条”修改引关注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21日 04版)
 
在近期相继召开的2015年全国民办教育发展高峰论坛、全国第二次非营利高等教育联盟会议、2015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民办教育30条”的修改问题受到高度关注。
为鼓励和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发展,近4年来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组织起草、多次修改了“民办教育30条”。
据了解,“民办教育30条”主要包括七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党对民办教育的领导,二是建立更加灵活的机制,三是实行更加明晰的产权,四是扶持的政策更加有力,五是政策要让师资更加稳定,六是质量要更有保障,七是管理要更加规范。
营利性、非营利性之争由来已久
“对民办教育营利性、非营利性问题,实际上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其源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刘林介绍,在2001年、2002年起草,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过程中,大家就有争论。该法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规定,教育是公益事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在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过程中,“教育要不要有营利”成为争论的核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城市学院等民办高校进行调研。立法调研发现,民办教育不让营利又不行,要营利又不符合教育法的规定。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可是,十多年来对于合理回报的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后来,国务院提出由地方来制定,结果没有一个地方提出具体方案。
“这条规定几乎沦为了一句空话。”知情者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一些民办教育出资人通过收管理费等各种渠道,“隐性”拿到了回报。
参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有关人士表示,最苦恼的是此法出台后仍然存在重大争论问题,包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没有彻底解决营利性、非营利性两类管理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社会各界也慢慢认识到民办教育既有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也有部分属于产业属性,即一部分民办教育机构要营利是不争的事实。刘林介绍,一些反对的人担心,实行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后,会使以前事实上存在的营利性教育发展受到阻碍、打击;政府对非营利性教育采取支持态度,对营利性教育支持和扶持力度小于非营利性教育,或者比较少、干脆就没有。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需要破解利益格局,民办教育发展需要健康、阳光、透明的环境。”多所民办高校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坚定支持对民办教育进行分类管理。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迅速,已从我国教育体系的补充部分发展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此过程中,关于民办教育的理论准备和政策贮备都相对滞后,一些“瓶颈”问题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比如,学校法人属性问题,举办者合理回报问题,公共财政资助问题,学校产权归属问题,税收减免问题,教师身份界定及权益保障问题等。
目前,我国民办教育的办学主体十分复杂,有公民个人办学、社会团体办学、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学、私营企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政府与民办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企业与个人联合办学、股份制办学等多种形式,举办者的办学诉求、价值选择多样,各地民办学校发展差异较大。
秦和建议,举办者不追求回报的民办高校,不论办学主体是谁,一律视为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其办学结余不得用于分配,只能转为机构发展基金,继续用于办学;反之,则视为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这类机构的办学结余可用于分配,投资者可以从中获取收益。
非营利高等教育联盟校认为,分类的标准明确后,分类管理能否真正落地,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制定、完善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即产权制度、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师生权益保障制度、财政支持制度、合理回报制度、监督评价制度以及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等。
从近几年的政策实践来看,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上述配套政策的制定、出台,不仅涉及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还与一些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相关,与教育行政部门以外许多部门的职能密切相关,统筹协调的难度很大。
新文件要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民办教育领域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透露,到2014年年底,我国民办教育资产总量扩大到5000多亿元,节约财政公共事业投入经费1000多亿元,提供了300万个就业岗位。
据参与起草“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有关人士介绍,“民办教育30条”基本思路是以破解法律障碍和制度“瓶颈”为突破口,以消除教育财政金融土地税收的政策歧视为重点,以创办民办与公办公平的制度体制机构发展条件为目标,落实国家已出台的政策举措,吸纳地方正在试点的政策措施,充分反映地方和学校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
就相关问题,广东省民办教育地方立法起草小组组长、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铁明还专门给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过公开信。
据有关人士透露,起草“民办教育30条”的五项原则为:一是坚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原则,完善教育金融土地税收等配套政策。二是分类管理、分类扶持的原则,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管理,制定差别化的扶持制度和政策。三是坚持边起草、边实践的原则,上下联动形成政策的合力。四是以坚持消除各项政策歧视为原则,解决民办学校在法人属性、财政支持、教师社保等方面与公办学校不平等的问题。五是坚持鼓励办学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民办教育扶持政策,扩大办学自主权,加强招生、收费、教学、财务、学校治理等方面的监管。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陶西平说,“将来出台的文件一定是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民办教育领域;而不是让社会资金看了文件以后不敢进来了,或者是你里面现有的资金都要撤出去了。肯定不是这样的意图”。
 
教育观点
大学不能搞工分制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22日  06版)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全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会议,会上提出了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然而,大学负责人热议的话题基本集中在当前大学内部的管理问题上。
席酉民则认为,先解决了大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或要害问题,许多内部问题或自动消失或迎刃而解。如果只是纠缠于眼前头疼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忽视或不重视背后的根本问题,只会按下葫芦起了瓢。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网络化、数据化、国际化以后,什么样的人才在未来社会具备竞争力?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学习方式、培养模式、大学氛围才能培养出适合当今社会和未来竞争的学生?
把学生当成年轻的成人
席酉民说,一直以来,我们习惯的是“相马”式的选拔人才,确定各种标准和选择流程,从而导致在中国各种考试特别是应试教育的流行。“这不仅扭曲了教育,而且可能因标准的扭曲,而造成选出来的人才也是扭曲的。”
在席酉民看来,其实还有另一种机制:不在于有没有人去选拔你,而在于你有没有能耐脱颖而出。这样的机制重在建设公平、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不仅会推动人们的素养提升和能力训练,而且会释放其潜能和动力,促进人才辈出。
目前,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内教育大都是以知识和内容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素养和能力为目标。席酉民说,中国大学大都把学生当成孩子,什么都管,而不是把学生当成年轻的独立的成人。
“老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不可能青出于蓝。”席酉民说,真正的学习是学习者行为和思想的永久改变,尽管学习始于课堂,但主要发生在学习者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环境的过程中,并最终改变价值观,老师和学校要努力创造这种环境。因此,学习的评价就不仅仅是考试了,考试只是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看学生在学习和知识运用过程中的成长,所以肯定是过程考评。
席酉民认为学习者天生具备创造力和自我导向能力,教育者应扮演指导者和资源提供者角色。所以未来高校要考虑的是,如何真正将以老师为主导的教育转变成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育。
“过去教育主要是消除无知。如今,人们很难无知,难的是无法准确地判断知识的真假,并且利用好。”席酉民认为,当代教育不仅仅是简单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帮学生独立判断,有能力系统地整合和运用从多元渠道获得的知识碎片,并学会持续性学习。
大学应告别工分制
针对目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席酉民认为,最根本的是三个问题:高教资源配置、权力制衡关系和如何建立新的大学形态去适应新时代。
席酉民说,国内以工程和项目去配置资源的形式,让大学不得安宁,处在关注上级意图、一味追求指标和排名的浮躁状态,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
“按照大学的类型,构建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会诱导大学有清晰的正确定位,静心于育人、研究和社会服务,而不是制造形形色色的名堂工程、‘跑部钱进’。”
“其次,应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确立大学法律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质量、人才的培养要靠市场去检验。这样,大学才会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使命、关注品牌建设,而不是永远陷于浮躁的无奈中。”
席酉民说,大学是最典型的知识组织和知识工作者聚集地。现在绝大多数大学的管理模式依然是层级(官僚)结构,这种注重专业化分工和直接监控的模式既妨碍合作又影响效率。
遗憾的是,现实中各个大学都在用一些简单指标“算工分”,限制了合作、阻碍了深度研究,制造了很好看的数字,却失去了大学的精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学一定要扁平化、网络化、社区化,要有文化氛围。”席酉民说,“大学要给每个人提供活动空间和自主控制权利,而不是跟在背后算工分。”
 
四川大学“卓越教学奖”,再次引发思考
高校真的重科研轻教学吗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4月22日 12版)
 
教学与科研,是高等学校最为核心的两项职能,两者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很长时间以来,质疑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倾向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么,我国高校是否真的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如果存在,原因又有哪些? 
——编者
不久前,四川大学设立“卓越教学奖”,以百万大奖重奖教学一线优秀教师,文学院谢谦、化工学院周鲁等教师得到了10万至50万不等的奖励(100万元特等奖空缺)。这一措施备受社会关注,也让长久以来关于高校是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
那么,当前国内高校是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
目前国内尚无对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量化比较
批评国内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声音很多,但“重科研”重到什么程度?“轻教学”又轻到什么程度?多位教育专家,如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都表示,目前并没有见到过对高校教学、科研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量化比较的权威报告。
记者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学术论文,阅读后发现,几乎所有论文都对是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不加论证,直接作为论述的起点——他们要为“重科研、轻教学”的病症开药方。
那么,国内高等教育“重科研、轻教学”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呢?
这样的结论,首先源于人们的主观感受。
例如,有不少大学生抱怨:老师和学生交流的时间很少,很多老师下课铃一响就走人,连课后与学生交流的几分钟时间都没有,让学生有事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短信或电话联系。
有些学生则有这样的经验:安排给本科生开课的教师,更多的是年轻教师或学术水平一般的教师。那些学术水平高的教师更多是给研究生开课。尽管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都要求知名教授给本科生开课,但是,学生一周见一次这些名师已经很不容易,更难有机会同他们深入交流。
更有学生抱怨,很多教师上课积极性不高,只是照本宣科,缺乏用科研引导教学、促进教学的意识。
目前,明确承认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的学校不多,云南民族大学就是一例。2013年,云南民族大学党委收到一封家长反映教学弊病的信,学校展开调查,“发现部分教师上课迟到、早退;上课无教案、备课不充分、授课内容枯燥、随意调换课时。”在一次对全校教师到岗的检查中,竟有27名教师迟到。云南民族大学毫不避讳地指出,一些老师“重科研,轻教学,只看科研成果,不管教书育人”。
除此之外,支撑高校“重科研轻教学”观点的论据还真不多。也有专家指出,高校有不同类型,如果说“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确有存在的话,或许在985、211等综合型大学更为突出,但在专业特色型大学,其实并不广泛存在。
“重科研、轻教学”的判断,主要源于人们的切身感受
科研与教学虽然性质不同,却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科研能促进教学,只有前沿科研成果不断融入到教学中,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教师把自己的科研经验分享给学生,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反之亦然,教学可以促进教师已有知识的系统化,可以促使教师不断创新,发现新问题,提高科研水平。
然而,从国际评价标准来说,科研在提升学校排名、知名度等方面,比教学更有力。依靠教授的学术声誉、科研水平来提高大学知名度的传统途径,被世界各地普遍认同和接受。虽然教学活动也可以提高学校声望,但在短期内,提升力相对有限。于是,国内高校自然不敢忽视科研。
从政策导向上说,“文革”结束后,针对中国科技力量不足、高校科研能力未充分发挥的现实,国家强调了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政府对高校考核评价时,科研就成了相对重要的指标。”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国银说,“与此相应,为鼓励科研,学校在制定教师评聘标准时,也偏重科研。”
王国银介绍说,不少高校在职称评审时,更看重科研论文,“科研评价差的教师,教学再好,也很难晋升。相反,科研成果显著的,哪怕教学评价差些,也容易晋升。”在评价科研时,大都看产出,以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为基准,而对于教学,则看投入,以教师是否完成工作量、遵守教学秩序为基准。
记者从陕西一所高校官网上看到了《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讲师晋升副教授,教学上的标准是,“主讲过1门以上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以教学为主者2门)”,且“教学效果优良”。而学术水平的标准就相对严格:即使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师,也有“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教学、科研论文5篇”的论文要求。
同时,在奖励先进时,科研成果受奖励的力度更大。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在2014年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上说,“整体而言,我们在教育教学方面,表彰多、奖励少。而在科研工作方面,以前有‘提成’,现在的奖励也比较多,国家层面还设立了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其他各种奖励,而且都是重奖。”
王国银也介绍说,不少高校对科研成果的奖励要大大高于教学,“一篇发表在SCI期刊上的论文,奖励上万元;而一本耗费数年精力写成的精品教材,最多才奖励五六千元。”
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张红伟告诉记者,四川大学历来教学、科研并重,教学名师奖、青年骨干教师奖等针对一线教师的奖项超过20项。但她也认为,在“卓越教学奖”之前,教学奖项金额不算多。
政策导向下,可能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实际倾向
“我是一名入职不久的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都很重,学校要求我们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但在评职称和年终考核时却又以科研成果为主。由于精力有限,双重压力常常让我顾此失彼,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高校一名年轻教师的困惑,也是教师们的心声。
评价与考核机制,使不少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尽管学校对教学工作也有相应的考评机制,但是,职称、课题经费等更具“含金量”和“附加值”的诱惑,往往导致老师们在“教学与科研的天平”上,向科研一边倾斜。
北京高校教师小曹说,“老师们都知道,想晋升职称、申报课题或者跳槽到更高水平的学校,就必须被学术界认可。这只能靠做好学术研究和发表更多著作,不然,课教得再好也不行。”在他看来,教学凭的是良心,而科研则更多的是受外部压力,在压力之下,难免会有人顾此失彼。
“注重教学并不是说,教师只负责好课堂这一亩三分地就够了。”卢晓东介绍说,教师必须通过交流,了解学生特点及其学习状况,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在交流中启发学生、指导学生。在欧美的一流大学里,任课教师不仅要精心备课、认真讲课,课后还必须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有些大学甚至规定,任课教师每周必须安排出3个小时左右的“office hour”(办公室时间),在办公室等待学生来访,为学生提供指导。而在我国,虽然不少高校要求教师课后指导学生,但很少有时间、次数的硬性规定。因为科研收益大,许多教师在科研上投入时间、精力“多多益善”,教学上的投入就少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确实有些“重科研、轻教学”了。
古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全面检验,“一般说来,某一时期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效果,10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能有客观、全面的展示。”卢晓东介绍说。正因为此,如果等到“重科研、轻教学”的效果出现时,再纠正已经晚了。
事实上,国家也意识到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倾向,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提出“引导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把教育资源配置、学校工作着力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也许正如张红伟所说,“教学和科研如何平衡,是全世界大学面临的永恒问题。经常是,被忽视的部分得到重视后,又压过了另一部分。但正是在这样周期性的矛盾发现和纠正中,大学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理论学习
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4月20日  07版)
 
■卢克平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精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加强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筑牢“指挥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高校领导班子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和“指挥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高校党委必须强化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增强党委一班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底线意识、法治意识。党委书记、校长应把握正确办学方向,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大事、要事,经常抓、抓经常,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高校领导干部应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敢抓敢管,不做“爱惜羽毛”的“开明绅士”,不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诸侯”。广大党员干部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带头宣传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引领社会思潮。
打造“动车组”。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工作涉及领域越来越多、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态势对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课题。破解这个课题,可以借鉴“动车原理”。动车的每节车厢都有动力,不仅提速快,而且刹车稳。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的事情,而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依靠“单兵作战”,而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集团作战”。“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靠“车头带”,而且要形成“一盘棋”,发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分片包干、节节发力,各尽所能、各展所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十个指头弹钢琴”,奏响上下和声、左右协调的“交响乐”。
建强“主力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靠队伍,当前最紧缺的也是人才和队伍。因此,加强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等“主力军”建设,是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基础。高校应按照党管意识形态和党管人才的要求,把人才资源作为能动性资源、战略性资源、高增值资源,完善“发现—选拔—培养—任用”的良性机制,推选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意识形态工作人才,为他们发挥才智、施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高校领导应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深入了解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情况,积极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建立健全竞争择优的人才选拔机制、公平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真正让人才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加强人才队伍教育培训,通过集中培训、挂职锻炼、交流任职等方式,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抓好“关键少数” 落实“三严三实”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4月22日  11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4月21日,中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从会议和《方案》的主要内容看,这次专题教育活动的特点有“三个明确”:对象明确,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抓住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关键少数”。方法明确,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目标明确,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争做“三严三实”好干部。毋庸置疑,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实招。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严”和“实”是我们党90多年来的基本政治追求。在这个对党和国家都极具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关键少数”,不但要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做支撑,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做保证。唯有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才能顶住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抓住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在改革发展稳定上有所作为。
 4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对外通报了今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共查处1931起,2673人受到处理,148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项数据均高于今年1、2月份。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不正之风尤其是“四风”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反弹回潮的危险依然存在。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仍需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怎样管好“执政骨干”,是考验一个政党政治智慧的大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抓问题、抓肃纪、抓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年,全国近千名“裸官”被调整了岗位;1550名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60170名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被抽查核实;清理6.3万人次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清理清退“吃空饷”162629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已成常态,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等着中央再出什么招,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需在已有党的建设成果基础上,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教育,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行为准则。一来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二来要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三来要严以用权,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指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面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解决了“严”和“实”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为当下“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实践探索
州县点单 学校下单 教师接单
——西南民大科研项目致力于服务民族地区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4月20日 08版)
 
“民族高校教师的科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日前,看着学校最新发布的2015年科研项目立项清单,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徐亚欧高兴极了:他的科研项目“藏鸡遗传资源调查研究”成功立项。此项目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主动向学校提出立项的,科研项目与地方需求紧密相连。
近年来,西南民大先后与6个省市的10余个民族自治州和县签订校地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但由于缺乏合作保障的长效机制,校地合作项目难以落地生根。去年,学校在年度科研项目中专门单列了“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通过“州县点单、学校下单、教师接单”,使学校的科研更加“接地气”、突出实效。
州县点单:集中力量解决迫切问题
“科研论文束之高阁、科研成果转化率低,长期以来,高校科研项目存在与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西南民大科技处处长蔡伟民说,从2011年开始,西南民大与民族地区签订合作协议,通过派遣支援专家、互派挂职干部、建立校地联络员制度,让学校与民族地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
“地方点单,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摆出来,学校再利用科研资源、人才优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蔡伟民认为,这种“先知道问题,再解决问题”的科研模式,既调动了地方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性,又给高校科研以明确的指向,避免了高校科研与地方需求相脱节,能“集中力量解决民族地区州县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
 2014年,学校收到了签订合作协议的地区提出科研问题近百项。翻开学校2015年的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申报指南,不难发现“种养殖技术类”和“资源开发类”的相关科研选题占绝大部分。蔡伟民说,这表明了当前民族地区发展最紧迫的需求,民族高校根据这些需求开展科研工作,顺民意,得民心。
学校下单:树立正确科研导向
从地方政府提出需求,到学校根据需求以及科研开展的可操作性,确定申报指南,再到项目申报、评审、开展——记者从西南民大科技处了解到了“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组织实施的全过程。科研团队虽然由学校专家、教师牵头组成,但必须吸收地方州县相关研究人员参加,项目结项评审也须由学校和地方政府共同进行。
接收订单、讨论操作性、确定项目选题……从点单到下单,学校通过梳理、整合问题,再结合学校科研特色、布局,把问题变成选题,增强科研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盲目上马”。
“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科研导向,高校科研绝不能闭门造车。此外,我们在强调高校科研要重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那么到底怎么重视,‘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给科研工作一个思考。”学校校地合作办公室负责同志说。
教师接单:让研究深入下去
如何把科研项目做深入、做扎实、出成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申报“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过程中,专家、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研究方向、可利用资源等具体情况,比照学校开出的项目指南申报认领科研项目。
“教师根据自身情况和项目要求进行权衡,避免了教学工作与科研相冲突、学科背景与研究问题不匹配等许多客观问题。”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肖芒认为,“教师接单”让最合适的人和团队,做最合适的问题研究,也能让科研真正深入下去。
据了解,西南民族大学近期公布了13项“服务民族地区发展项目”,其中包括动物基因育种、食品药品加工、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多个研究领域,总资助金额达到90万元。目前,所有项目都已完成了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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