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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闻摘编 第13期(总第82期)
时间:2015-05-29 14:25:42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教育要闻摘编
 
 
第13期(总第82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5年5月27日
 
 
本期导读
 
 
热点聚焦
打破“铁饭碗”倒逼高校办学创新
浙江高教改革瞄准“痛点”下刀
教育观点
按大学治理逻辑处理大学与政府关系
文化建设:地方高校特色发展之路
实践探索
武汉理工“冒”出数十个百万身家大学生
 
热点聚焦
打破“铁饭碗”倒逼高校办学创新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05月22日  02版)
 
据报载,日前北京市下发《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提出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等,逐步创造条件,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进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与此同时,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调动社会力量、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可以想象,这些改革必将对公立高校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喜是忧,尚难预计。
我国公立高校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干部、教师和职工按照政府下达的事业单位编制进行管理。好处是教职工的工作稳定、工资福利有保障,由政府和高校埋单;不足是高校人事管理与组织变革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高校进人必须有编制,并经过政府核准,政府不下达编制,高校所需要的人进不来;即便进来了,同工不同酬,待遇差别大,难以留住人才。所以,编制既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坏东西,高校既爱又恨,且奈何不得。近些年社会用工在高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为编制管理仍是政府调控高校的主要手段,社会用工对高校人事与组织工作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编制是公立高校的命脉,高校有多少编制就有多少铁饭碗,工作的稳定加收入的保障使铁饭碗为人们所喜爱。不仅如此,铁饭碗还具有很多附加价值,比如,公立高校教职工往往比民办高校教职工拥有更多福利和优惠待遇,包括个人职业发展机会等。所以,民办高校不仅高层次人才难以引进,自己所培养的高水平人才也难以留住,他们的主要去处就是公立高校,而吸引他们的又主要是公立高校的事业编制。所以,编制是个好东西,高校喜欢,教职工喜欢。由于前一个时期的扩招,高校普遍存在编制紧张的问题。个别高校在申请增加编制行不通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大量超编制进人,致使出现很多“黑户”人员。还有的高校在扩编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增加在编人员工作量,导致教师负担过重,教师职业发展受限,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堪忧。
改革高校编制管理,破除铁饭碗,扩大高校人事与组织工作自主权,有助于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使政府部门不再是高校的“老佛爷”,掌控高校命脉;另一方面,可以使高校增强用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障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需要。需要多少教职工,高校自己最清楚。政府管理高校编制,只能是简单化的管控。改革事业编制,由高校决定自身编制,决定各级各类人员的数量和结构比例,是高校真正走上自主办学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政府放松编制管控,可能倒逼高校创新办学模式。公立高校正在酝酿和试点综合改革,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所进行的各种改革,最后大多在刚性的人事制度面前止步不前。获得了编制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高校对教职工的铁饭碗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事业编制下的人事管理制度是制约高校各方面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最后一公里”。政府改革编制管理,可能使高校不得不直接面对事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矛盾,并在破解这日益尖锐的矛盾的过程中,创新办学模式,提高自主办学能力。
高校事业编制只减不增,并不是说高校用人规模只减不增,而是要落实高校的人事与组织工作自主权,将定编权、用人权完整地归还给高校,由高校去决定需要用多少人、用什么样的人、如何将所需要的人引进来,并发挥其在办学中应有的作用。政府放松编制管控,不是要降低教职工福利待遇,而且也不能降低。高校获得完整的人事自主权后,应当根据需要和市场情况,提高教职工福利待遇,增强教职工待遇的社会竞争力。
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收回编制的同时,将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并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的作用。高校要适应这种变化,不断提高适应性和竞争力,以更优质的公益服务回馈社会,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改善办学的软硬件条件,提高办学能力和办学质量。
 
从严管理学生学业,推出学生转专业制度,
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深化课堂教学创新——
浙江高教改革瞄准“痛点”下刀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05月21日  01版)
 
进入2015年,浙江省强化高教质量的创新之举频频推出。
先是4月初,浙江省教育厅举办首次全省高校校长年度教学述职评议,并将这种教学述职评议制度化,今后将按照一年本科院校一年高职院校,交替进行。接着在5月初,该省教育厅决定从2015年开始每年对高校教学情况开展巡回诊断检查,巡查内容包括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训、学风考风等情况。
早在几年前,浙江省就开始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转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轨道上。该省教育厅先后围绕课堂教学创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学生学业管理等,密集出台政策,打出了一组强化教学中心地位的“组合拳”。
学业管理更严了
2013年8月,在浙江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暑期读书会上,省委书记夏宝龙的一番追问,让很多大学的书记、校长至今记忆深刻。
当时,手拿2012年浙江全省几乎所有高校毕业率均在95%以上数据的会议材料,夏宝龙问道:“真的有这么高的合格率吗?真有这么高的合格率的话,我们的教育群众还会不满意吗?”
紧接着,夏宝龙强调:“高校教学管理还是要严字当头,给学生一定的压力,用压力激发学生向上的动力。”
2014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开始从严管理学生的学业。
这个意见之严,从其中的部分规定可窥见一斑:严格考试管理,建立试卷事后评审和抽查制度,实行试卷密封匿名改卷;学校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毕业前清理性考试;严肃处理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行为,建立考试和毕业论文抽检制度;建立健全学业预警和退学制度等。
转专业更容易了
在高校调研中,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发现,不少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不是因为不爱学习,而是从内心里就不喜欢所读的专业。“我们要最大限度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尽可能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刘希平说。
在充分调研、广泛论证的基础上,2013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普通高校学生转专业的指导意见,引导高校在政策和制度允许范围内,扩大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放开学生转专业。其中,特别强调要满足对专业学习困难学生转专业的需求。
陈漫现在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刚上大学时,她选的是教育技术专业,可是偏爱文字的她并不擅长技术,“从事文字写作和编辑”是她今后最想从事的工作。
得知学校有转专业制度后,陈漫果断申请转入文学专业,还加入了校学生记者团,成为一名活跃在各种活动、采访各种人物的校园记者。2014年10月,她所做的《编我所思,辑我梦想》的“编辑”职业生涯规划,在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师训方式更灵活了
不久前的一个周二下午,在浙江工业大学的青年教师发展中心内,10多位青年教师围坐在这个布置成“咖啡吧”的地方,一边品着咖啡,一边与国家级教学名师王万良教授开始了愉快的对话、交流。这是该校今年推出的“名师下午茶”活动,是专门为青年教师与名师零距离接触打造的一个交流平台。
    浙工大校长张立彬说:“一所学校的水平,不可能超越教师的水平而实现发展。为解决青年教师发展难题,我们全力打造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空间,让每一位优秀青年才俊在工大的沃土上快速成长。”
如今在浙江,各高校为教师成长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名称五花八门,灵活多样,也深受教师的喜爱。比如,午间教学沙龙、教学论坛、教学爱好者QQ群、教学技能比赛、微课教学比赛、教学示范课观摩、课例研讨、大地计划、蓝天计划、教师教学活动月、教学观摩课堂等。
课堂教学更活了
“上课念笔记、下课抄笔记、考笔记俨然成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一种潜规则。”在刘希平看来,影响浙江高校教学质量最突出的问题就在课堂教学上。
2014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向全省高校印发了《课堂教学创新三年行动计划》,鼓励高校积极进行课堂教学创新,全面推行弹性学分制,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权,扩大小班化教学,推广分层教学。
各高校闻风而动,纷纷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大胆探索,各种课堂创新之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计量学院由一批教学名师牵头,开设了16门全校性公共特色课程。提倡和鼓励教授、高级职称教师,特别是各级教学名师开设校文化素质课程,建设一批教学质量好、团队结构好、学生受益大的校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到今年7月,全校90%的公共基础类必修课程实行分层教学,50%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实施分层教学。
浙江万里学院成立了创新学院,实施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实行导师制、晋级制和个性化的优秀本科生人才创新培养。学校还成立了面向教学校长的“教学督导委员会”,各学院成立了面向院长的督导组,两级督导体系正全面开展教学改革调研工作,挖掘在改革进程中各专业课程展露的亮点和特色。
车轮滚滚。如今,浙江高教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正稳定行驶在以质量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的轨道上。 
 
教育观点
按大学治理逻辑处理大学与政府关系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5月27日   07版)
 
大学“去行政化”是近年来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人们围绕大学“去行政化”的内涵及其制度保障,特别是围绕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但仍不乏歧见。比如,一些人一提大学“去行政化”,就认为是要完全排斥政府的行政力量。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如何摆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在政府干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维护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尊重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特质?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在讨论中基本达成了共识:不同于政府部门、军队、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是知识创新与传播之地、人才培养与成长之地,让大学拥有自主权正是激发大学活力、发挥大学功能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期望的教育管理之道。但是,让大学拥有自主权是否就意味着排斥政府的力量呢?大学治理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长期以来,关于大学与政府关系、自主办学与合法干预界限的议论比比皆是,而比较简约精当的则是上世纪6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的论述。他认为,大学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的运行,应坚决地以大学的内在逻辑(但要集体行动)为主,但要配合政府的、大学教育评议会的以及各研究会的合法力量。这种态度是承认大学必须让别人插手管理,但应以学者们的手为主。他的理由是:“大学的教学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度技术性。外行人要求教授和医生作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应如何教学或医师应如何处方,那就荒唐了。”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颇有启发意义。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否定政府的行政力量,而是主张政府应以恰当的、有限的方式对大学发展提出要求,主张大学应以自己的方式和特点积极回应政府的关切,不断校正办学思路。这是因为,正视社会需求的变化、维护国家与公众的利益并承担大学的社会责任,是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大学治理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所说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反对政府以行政逻辑主导大学发展,目的是让大学治理符合自身逻辑。大学治理的逻辑需要从不同利益群体角度出发,兼顾多方利益,但必须分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绝对不能等量齐观、一概而论。学生和教师是大学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培养和造就人才是大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因此,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理所应当成为大学治理的基本逻辑,也就是教育的逻辑。而在影响学生发展的多种因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是教师的教育情怀、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同时,对许多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来说,在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同时,还肩负着发展科学技术及文化,为国计民生提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使命。因此,为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同样是大学治理的基本逻辑,也就是学术的逻辑。如果政府的要求符合大学治理的基本逻辑,就显然不能简单排斥和否定。
大学“去行政化”不能简单地排斥和否定政府的力量,还因为大学存在着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活动。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大学部门至少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事务性部门,如基建、后勤和财务部门;二是学术性部门,如院系、研究所等教学和研究部门。前者具有明显的组织等级性,更接近于政府部门,因而其治理逻辑与后者显著不同。所以,大学“去行政化”不能“一刀切”,而应在大学治理逻辑范畴内区别对待。
可见,我们提倡大学“去行政化”,主张大学治理应以教育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为主,绝不意味着排斥和反对政府的力量,而是强调必须以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方式和特点来回应来自政府、社会乃至市场的需求与影响。高明的教育家、卓越的大学校长往往能够娴熟地驾驭行政的逻辑,恰到好处地借助政府的力量,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创造条件、扫清障碍、提供保证。
 
文化建设:地方高校特色发展之路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05月25日  12版)
 
■程水源
在浮躁社会的背景下,大学尤其是省属地方高校教育的“人文化”特征日渐被“工具化”特点所遮蔽。面对大学存在的现状,需要明确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性,是“办教育”而不仅仅是“办学”。必须认识大学文化建设之内涵及其路径,在理解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上,树立大学文化建设尤其是省属地方高校的特色发展之路,并使之与地域文化和行业文化个性相融合。
    一、浮躁型时代的大学现状
    社会浮躁是一种畸形社会心态、公众意识和行为方式的社会现象。置身其中的大学也难以摆脱这一浮躁的侵染,出现一些诸如人文精神滑坡、文化品位降低、学术自治和知识管理力量虚弱、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匮乏、学术腐败与学术浮躁严重、办学目标功利化等现象,正是这种浮躁的症结所在。
    作为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的主体,省属地方高校的浮躁特征较为明显。一方面,省属地方高校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办学层次、资源分配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很难获得人们心中默许的大学名分;另一方面,省属地方高校的维系模式更近似于一种公司经营模式,高校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以办学规模、校园面积、学科数量、专业数量、师资队伍数量以及办学经费筹措等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来体现。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大学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当前我国省属地方高校普遍面临的现实性困境,更是亟待政府加以解决的高教领域“瓶颈”问题和省属地方高校需要突围的重要路径。但如果大学把更多的精力放置到办学的经济效益上,则无疑会加剧高校的浮躁之风,削弱教育活动的本义与大学应有的创造力,进而失却大学的本质属性。
    二、地方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文化决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引领着社会的走向。大学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是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育人环境的营造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样板的创造行为。目前,大学文化建设对于许多高校尤其是省属地方高校而言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很多大学尤其是省属地方高校仍然在把主要精力用于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和校园大楼的建设,还没来得及梳理、凝练、建构、提升自己的精神理念系统,这势必会影响其在未来的大学竞争和人才竞争中的生态位。同时,缺乏文化个性、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阻碍大学文化建设质量的提高。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具有三条路径:首先,应确立一个理念,即从“校园文化”走向“文化校园”,将大学作为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场所;其次,应找准两个着力点,在继承和创新中构建大学文化,既寻根溯源,着力对“已然”状况的总结、凝练、继承、弘扬,又继往开来,着力对“应然”状态的思考、创造、灌注,不断培育新的精神要素;再次,应把握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近现代西方大学发展规律和治理理念、大学自身的办学特质等三个维度,找准自身的文化定位,既体现中国大学的文化根脉,又借鉴西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还充分彰显自身的的历史渊源、办学历程、服务面向等因素。
    三、省属地方高校文化发展的个性与选择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大学虽然形成了许多具有共性的精神内涵,但是不同大学由于定位、历史、地域、行业等的不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特色,因而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既然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性,那么独特的大学文化是大学特色之本质。区别一所高校与另一所高校之不同,固然有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办学水平之间的不同,但这只是一种表层显现,大学真正的不同应由其精神气质、文化特征之差异来显现。例如牛津大学“保守”与“固执”中蕴含的英格兰绅士般高贵品质同剑桥大学以“思想和表达的自由,避免歧视”的信心价值观的差异、“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北大精神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文化传统之差异,莫不是其各自个性鲜明的大学特色之凸显。应该看到,省属地方高校由于数量众多,同质化现象严重,办学条件极为艰难,应树立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文化,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是省属地方高校发展的根本路径。
如何建构富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除了上述所言的三条基本路径之外,还有两个独特的维度:地域文化和行业文化。比如武汉轻工大学曾经是以粮油食品为主业的行业性高校,其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与粮食行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学校在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十分注重传承、张扬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粮食人精神,并根据新形势下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培育形成守住管好天下粮仓的新理念、新风尚、新精神,同时,学校将武汉的地域文化,如浓郁的水文化、厚重的荆楚文化、兼收并举的交融文化、物流发达的商埠文化、誉满天下的饮食文化,率真热情的待客文化,勇于牺牲的革命文化等,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之中,将地域文化和行业文化作为学校大学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形成既有利于彰显地域和行业文化魅力,又有利于大学文化特色与精神品格形成的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作者系武汉轻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实践探索
打造三层次实践平台,3年资助2000多万元,
让学生创业灵感有后续支持——
武汉理工“冒”出数十个百万身家大学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年05月22日  03版)
 
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纳米材料学硕士研究生芦鹏荐接待了多位洽谈客户,自从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奖以来,众多风投机构向他传递了合作意向。
芦鹏荐公司的产品——“炬能”高辐射红外节能涂料,能将行业生产效率提高4%至7%,是武汉市科技局重点支持创业项目,现已入驻湖北省青年企业孵化器。
像芦鹏荐这样短时间内创业成功,并拥有百万以上身家的创业大学生在武汉理工大学还有数十人。该校近3年拿出2000多万元资助大学生自主创新,落户两个国家级创业孵化基地,建成创新教育、创业教育、大学生自主创业“三层次”的实践平台,让学生的创业灵感有后续支持,帮助学生实现从创业“种子”到创业“果实”的嬗变。
学校接待中心“变身”学生创业园
距离武汉理工大学校门200多米处,有一栋临街7层楼房。4年前,这里是学校接待中心,每年可收入200多万元。
校长张清杰发现,很多学生有创业想法,但缺少实践场地。于是,2011年学校将这座7层楼改造成6270平方米的创业园,免费提供给学生创业。现在,这里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创业孵化基地——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园,也是湖北省第一个大学生创业园。
“零成本拎包入驻”激发了众多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创业园入驻了65个学生创业团队,入驻率100%,预计2015年企业产值将突破1亿元。
由于创业园已经“满员”,还有好多学生创业项目无法“落地”。机电工程学院谌礼群科技创新团队设计的“节水式道路绿化带清洗系统”,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科技竞赛一等奖、国家发明专利,之前苦于没场地,成果转化率一直上不去。
欣喜的是,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又在新校区筹建,其中4.2万平方米的大学生企业孵化器已经竣工,谌礼群团队等一批新的创业队伍终于有了“沃土”。
现在,谌礼群又在筹建自己的新公司,因为学校15万平方米的大学生企业加速器即将建成,这又是一块免费开放的创业宝地,届时,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企业入驻。
大学生创业园、大学生企业孵化器、大学生企业发展加速器是武汉理工大学三大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学校希望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实现近期建设10个大学生“创业梦工场”,培育500个创新创业团队,创新创业学生人数达到5000人;中期培养100名大学生成功创业人才、培育100个大学生创业成功企业、创造100亿元的大学生企业产值的目标。
“不读创业班,我可能还在摆地摊”
“课堂培养出来的老板能撑多久?”“没创业经验的老师还能教创业?”……随着武汉理工大学创业教育双学位班第二批学生即将毕业,学校的创业教育再次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2012年,武汉理工大学开设管理学(创业教育方向)双学士学位,学校为创业教育实验班开设了22门课程,教学内容包括经济学院、文法学院、管理学院的创业知识模块、创业能力模块和创业实践模块,在全校二年级学生中遴选有创业兴趣和创业潜力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创业教育。
此举曾一度遭到质疑。但张清杰认为,想让创业种子得到更好培育,就要有创业的后续支持。他要打破中国高校大学生创业“不缺点子,缺让点子转化为成果”的魔咒。
2014年该校第一期“双学位”班25名学生毕业,共有18名学生获得了工商管理(创业教育方向)第二学位证书,其中10人已经成为老板。第二届学生中有3人未毕业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还有多人开始创业。
2010级学生籍晓岚,一开始只会低端经营——挨个儿宿舍推销武汉特产、明星演唱会上卖荧光棒。修了创业双学位后,她的创业思路完全被扭转了,学习半年后,借助学校创业母体,成立了远游文化有限公司。籍晓岚说:“如果不读创业班,我可能还在摆地摊。”
创业不能只在产业链底端“做生意”
学校在读博士彭凡,人称“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博士CEO(首席执行官)”,因为他的创业梦就是在实验室萌发的。2011年,彭凡在实验室做一种化学手性材料的课题,发现若干种手性催化剂市场上很稀缺,且价格昂贵,毫克级别的产品就能卖到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很快,他开始组织团队开发产品并将其产业化,经过3年奋斗,5万元资金已做到了2000万元。
创业不能只在产业链底端“做生意”,武汉理工大学拥有丰富的人才队伍,学校努力创造条件将高素质人才和学生创业结合起来,让大学生进实验室、科研基地,由导师指导,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
学生苏超超的项目曾被评为“武汉市大学生技术创新项目”。在2013年注册成立武汉由米定制科技有限公司时,有上千家互联网公司鏖战“团购”。他不得不“奇兵突袭”,引入武汉理工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博士团队,研发个性化推荐算法,公司很快驶上快车道。此后,苏超超提高项目的准入门槛,引进的全部是高端人才。公司负责在线定制模块技术的8名研发人员都是中国移动、百度的优秀人才;定制模块和个性化推荐算法的13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博士生导师4名,副教授5名,一半以上有海外留学和访问经历。公司在推荐算法和定制模块方面均取得深度突破,企业效益也从3年前的负资产增长到现在的资产数百万元。
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的创业团队和学生企业,不难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支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不仅彭凡、苏超超如此,其他学生CEO和团队负责人也都有着类似背景,并且还在向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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