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皇帝嘉奖拾金不昧想到的
院办 杨 青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为实现管治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都是必要的，但在制定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严谨、周密，否则就达不到管理绩效，甚至会出现负面效应，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1727年，一个锄草的满族人在钱粮押运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贵，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雍正随便一说不打紧，从此后，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到了乾隆继位，这种虚报冒领、弄虚作假的现象愈演愈烈，不得不废止老爷子的做法。 雍正为倡导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无可厚非。但由于他的做法是在人性假设都是诚实守信基础之上的，且口谕的随意性极大，导致在政策规定的设计上不科学、不严谨。事实上，国人的品质差异是很大的，既有正人君子，也有邪恶小人，还有善恶并包的一般人。 基因复制已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制度设计要尊重、顺从人的本性，不能寄希望于改变人的本性。一个好的政策、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坏事。据说，一个单位为遏制迟到早退的现象，规定上班迟到罚款50元，举报迟到者奖励100元，结果两个“精明人”合伙做老板的“笼子”，轮流迟到，相互举报，每月收入颇丰。 可见，大到一个国家政策出台，小到一个单位制度制定，都要科学严谨周密，否则就会出现缝隙，让人钻空子，甚至会出现事与愿违、顾此失彼的严重后果。 原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报》2008年总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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