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闻摘编 第26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4年4月8日
班主任要做学生最贴心的人 来源：《中国教育报》（4月8日06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从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现实提出来的教育工作的历史使命。 为什么要强调立德树人？首先，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我国教育历来重视做人的教育，强调弘扬人的道德主体精神。《大学》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也，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这就是要培养年轻一代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国家的高贵品质。其次，立德树人是时代的要求。当今世界，科技高速发展、社会变革风云莫测，特别是文化多元，各种思想交相融合和冲突。教育要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其次，立德树人是当前教育现实的需要。我国教育目前还不完全适应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品德。学生缺乏自律能力，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社会缺乏统一认识，缺乏育人合力。 德育不是负责德育工作的副校长的亊，也不只是班主任的事，是全校教职工的事。当然，班主任的责任更重大。作为班级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以及学生的导师、朋友，班主任要做学生最贴心的人。做班主任最能享受教育的幸福。因为学生与你最亲，有喜悦愿意与你共享；有苦恼愿意向你诉说；有困难会找你帮助。那么，班主任要怎样成为学生最贴心的人？ 首先要热爱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怎样才能爱学生？第一，要相信每一个学生，相信他们都愿意进步，都能成功。第二，要了解学生，了解每个学生的需要、困难、有时出错的原因。第三，要与学生沟通。平等地对待学生，能够耐心倾听学生的话。第四，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偏爱，不歧视学生，不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第五，尊重学生人格，不污辱，不说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 其次，要坚持“学生是主体”的观念，放手发动学生，让学生自己去组织班级活动，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活动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建立自信心、自强性和克服困难的意志。 再其次，组织每种有意义的活动，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学生在活动中能够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培养与同伴交流合作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对工作的责任心、尊重他人等社会品质。如《第五十六号教室的奇迹》中就介绍了雷夫的经验。雷夫是美国洛杉矶霍伯特小学五年级的教师。该校所在社区90%的学生家庭贫困，并且都是移民家庭，环境恶劣。但雷夫所教学生的成绩高居全美标准化测试（SAT）前5%。他的经验就是两条：一条是相信学生，学生也信赖他。另一条是组织活动，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雷夫组织学生开展篮球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沟通交流的能力和遵守规则的意识。他把道德分为六级：我不想惹麻烦、我想要奖赏、我想取悦某人、我要遵守规则、我能体贴别人、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行不悖。 最后送给大家四句活：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就是我的教育信条。 工科教育再不“升级”就拖产业发展后腿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4月8日03版） 带着日本科教界一行十几人，日本文部科学省前大臣、中国国际友好奖获得者有马朗人又一次来到中国，时间和去年一样，3月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期间；目的也一样，来华揽才。用他自己的话说，“解决日本人才短缺问题，除了自身加强人才培养，还需尽快地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今年，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国际教育巡回展之外，有马朗人及其同仁还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国际创新”的中日大学论坛，并特意邀请中国科教界尤其是高校领域的负责人参会，希望藉此“向中国取经”。 论坛上，不少日方人士“吐槽”本国工科教育，“日本工学研究脱离社会”、“工科学生没有出口”、“理工人才日益重要”等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邀的中国大学校长们在论坛上高调宣传中国教育发展之迅速，创新工程成果之显著。 然而，中国工科教育远不像大学校长们说的那么乐观。正如中国经济形势一样，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之下，暗流涌动。有马朗人也曾提醒：在上大学毛入学率升高时，“拔尖人才难寻觅”将成为一个国家遭遇的难题，目前日本就面临这种情况，而在中国，类似的问题也露出了端倪。 几乎是同一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访问期间参观了吉利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比利时根特工厂。当中国媒体聚焦于该工厂自2010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后所取得的诸如产量稳步增长、增加当地就业等成就时，一个重要的细节却经常被忽略，沃尔沃汽车之所以将中国看作其第二故乡，更多地是在于中国拥有能够让其实现全球复兴计划的“市场”。 又是市场。中国如果无法走出“以市场换技术”的老路，诸如汽车等制造行业的核心零部件技术方面将永远无法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正如一位德国专家在中国参观汽车厂后给出的那个意味深长的评价：“我只要看汽车的钢板翻边就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孙禺就此表示，有很多国外企业到中国来建厂，但是生产的东西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一个钢板翻边就能看出质量如何，这里面不仅有工艺问题还有人的素质问题。 这并非妄言。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面临严重的“人的素质问题”。当时，尽管日本高科技企业对工科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但年轻人报考工科的热情却大幅下降并延续至今。根据日本总务省2009年的估算：决定数控机床自动化水平的数字技术行业，日本缺少近50万名工程师。 尽管所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不同，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难以躲开这个“人的素质问题”。根据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的中国将面临2200万人的工程技术人才缺口。这其中很大部分属于懂得计算机、网络的高端人才，就软件产业来说，到2015年从业人员需翻一番，报告认为人才缺口届时可达300万。 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当工程师缺乏、合格的工科学生奇缺、优质工科生身价暴涨等新闻满天飞时，年轻学生逃离工科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给出一则数据：2010年工学门类本科招生人数117万，相当于1998年人数的4.4倍，但整个本科阶段的招生人数却同比增加近6倍。不同于法律热、金融热，中国市场上的“工程师热”似乎遭遇了“反市场”的尴尬：市场喊缺乏、身价也看涨，却仍鲜有学生来报考。 不可回避的一点是，传统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工程师”听上去是个苦活、累活，甚至屌丝活儿，此外，艺术家、科学家都是“家”，而工程师只是个“师”，这或许是阻碍学生报考工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个断层的问题，工程教育应从小抓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认为，国家需要营造一种“工程崇拜”，他呼吁，“给工程师正名，没有工程师的创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文明！”在美国，工学教育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的12年教学过程。而在国内，学生只有进入大学后才有可能开始接受工学教育。 传统观念让工程师“蒙羞”只是一方面，关键问题还在工程教育本身。用胡瑞文的话说，“我们的工科教育现在严重不适应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学生凭什么来？” 有人曾说，“现在不会跳舞的人在教别人跳舞，不会炒股的人教别人炒股，不会当工程师的人教别人怎么当工程师”。而在王孙禺看来，就如同很好的料子，被大学剪成了墩布，还怎能做成西服？ 王孙禺说，现在的大学承担了过多“补中学课”的责任，本应中学解决的素质教育问题直到大学还占用大量的课时，“教育问题是总体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完成的，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工程。” 麦可思研究院院长王伯庆则将眼光放到了校园，“中国制造的决战在校园”。他认为，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制造业合格人才，校园里的作为是关键。这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现代的产业制度如果没有现代的教育体系配套，那中国制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创造。 不仅如此，产业界的参与度太低也成为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薄弱环节。论坛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列举了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科研活动的选题研究方向与产业的实际需求有脱节、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联系松散、现行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大学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等。 纵然日本已是全球制造业的翘楚，但依旧为了重振雄风四处寻觅顶级产业人才。十年树人，事关人才培养需要早作打算，还在谋求发展的中国，更当未雨绸缪。正如一些专家所呼吁的，别再抱着陈旧的课程体系让年轻学生徘徊在“吃香”的行业门外，也请别再用“去绑钢筋，去施工”等已经“out”的词汇吓跑学生，吓跑我们未来的大飞机制造者、航母打造者…… 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还彰显了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化，也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在这个新征途中，可千万别因为工科教育“升级”慢而拖了后腿。 高校应成为公共外交的引擎 来源：《光明日报》（4月8日02版） 一年一度的博鳌论坛于4月8日开幕。这个召集了大量世界级政治家、企业家及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聚会，不只是高层次的对话平台，更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公共外交舞台。自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第一次高校领衔的分论坛以来，大学渐渐成为这个顶级公共外交舞台的新主角。这是非常好的迹象，代表着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新拓展，也象征着中国对外交往水平的新高度，因为大学才是公共外交的最好引擎。 这些年，中国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认识到政府影响他国社会、让本国社会精英影响他国政府，也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方式。相比于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民间外交的形式更新颖，更富有技艺性，也更能起到积极效果。 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知名大学常常活跃在公共外交的第一线，已经成为提升本国形象、影响他国政策的重要力量。最常见的形式是，它们会频繁举办很多高层次的国际论坛或研讨会，邀请各国精英到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交流心得。 据统计，由哈佛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或论坛每年超过1000场，平均每天3场以上；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都是推进公共外交的主力，尤其是被称为“日本留学生招收最多的大学”早稻田大学，专门设立了“国际教养部”，举办各类对话，吸引他国青年人，影响他国未来的社会精英。从这方面看，中国大学专设高层次的论坛，以自身力量推动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还不是很多。 当然，这也是高校推进公共外交的巨大潜力所在。近年来，诸多公共外交研究在中国高校相继成立。继三年多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首个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以来，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纷纷成立了相应的公共外交研究机构，这已是相当难得的进步，但倘若能够将研究力量更多地付诸实践，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将会大大改善。 21世纪的大学不应该只是固守传统上的教育本分，而需要增添更多服务社会、建设国家的复合功能。对内，大学理应发挥更多咨政启民的作用，为高层决策献计献策、培养社会舆论的理性思考；对外，大学理应担当更多公共外交的角色，为国家的未来培养外国朋友，向各国社会阐释中国善意。很明显，公共外交恰恰是中国大学发挥新世纪力量的重要方向。 好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差距并不是非常大。虽然“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美国塔弗兹大学埃德蒙德·古利恩教授的著述中，但美国真正重视公共外交，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我国在2009年7月首次提出要开展公共外交，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政府议事议程，随后是中国高校逐渐展开的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高校不必妄自菲薄，而应利用后发优势，从研究与实践双重角度出发，双翼起飞，推动这项大事业的发展。 高等教育必须 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来源：《科技日报》（4月4日02版） 前不久，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刊发了一篇长篇报道：《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世界第一的秘密：超级影响力的微型大学》。文中称，只有300名教师的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连续三年蝉联世界第一，其秘密是“慎重选聘教授、高效管理学校”。 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格拉布斯博士曾经指出，他在宁波大学的最紧迫愿望是能够在自己专长的化学、高分子材料领域招收培养研究生，尽管宁波大学已具备了培养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条件，但近三年却一直没有机会设立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学位点和一级硕士点。目前，中国高校博士点等的设置需要层层审批，起码要求10年左右一级学科硕士点的积累，而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建立要求10年左右本科教学的积累。近几年，又不予受理一级博士点的审批。 事实上，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立，开始招收的是博士硕士研究生，然后才能允许招收本科生。因博士生培养只需导师和实验室，教授也须依靠博士生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不脱离科学前沿。而本科生教育需要高校有足够的时间完善课程计划、教师配置与教学资源积累。 近几年，有些高校发展没有按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来进行明确定位，有些高校以大而全、博士点为目标，浪费了国家资源配置，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脱节，高校特色不明晰，使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不能适应我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正确定位才能办好各类大学。以同在洛杉矶郊区帕萨迪纳市的三所学院为例：每年只招收225名本科生、200名博士生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可蝉联世界大学排名第一；只有本科与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是世界顶级汽车设计师的摇篮；每年从世界各地涌入数万高中毕业生、连本科学位都不能授予的帕萨迪纳城市学院也可以成为全球知名的两年制学院。 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做好真正的顶层设计。 首先，建议要对现有全国公立高校进行统一定位，认定为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类型。建议对目前已具有独立的博士学位点的高校，认定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对于目前已具有独立的硕士学位点的高校，认定为教学型大学。而新建大学及其定位，建议原则上由出资部门或者高校所在地（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核准。 其次，要真正做好高等教育的简政放权和学位办等部门的职能转变。国家认定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要允许自主设置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以及本科专业；认定的教学型的大学，要允许自主设置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以及本科专业。 第三，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要根据学校定位提供需要的建设经费，根据本科生办学规模提供需要的运行经费。建议中央政府和教育部原则上不再直接提供高等教育拨款，研究生培养经费原则上由指导教师的科研经费和研究生的助教工作来支持。 相信只要真正做好高等教育顶层设计，实现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逐步取消高等教育的转移支付，就能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公立大学办学效率和人才质量。同时通过负面准入机制，也能为私立大学提供平等、公开、公正的发展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