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闻摘编 第38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4年4月25日
加快推进科技领域重点改革 最大限度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4月25日01版）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2日在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座谈会上强调，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向改革要动力，从改革找出路，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刘延东指出，伴随着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必须加大力度，扎实推进。一要加快职能转变，建立科研管理权力清单，从政府主导创新向服务创新转变。二要加强科技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创新调查制度和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三要强化科技、产业、财税、金融等政策的协同，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后补助等政策，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四要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一视同仁对待各类创新主体，构建优势互补、要素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五要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激励政策和薪酬制度，改进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收益权管理办法。 刘延东强调，要深化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加强对各类科研项目的统筹和布局，避免分散重复。加快建立公开透明的申报、立项、评审制度，确保公平公正。克服重立项、轻监管问题，完善科研信用管理，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教育改革需要“形而上”的突破 来源：《中国教育报》（4月25日02版） 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师素质以及教材质量；教师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素养，建议延长师范大学的学制，进行深入且通识的教育；教材的问题是充满“物化”，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建议教材应由教授、院士编纂。这是一封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教育建言的核心内容。（4月11日《南方教育时报》） 尽管文章提出的“高中教学大纲需全盘推倒重来”、“教育误国，自学兴邦”的偏激言论不可取，其开出的解决方案也未必就真是治病良方，但其对教育改革突破口的见解、对现行教材和教师素质问题的认识，却值得我们沉思，因为他提出了教育改革突破口“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形而下”入手固然也有积极作用，但终究不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所以教育改革必须回到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上来。关于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最受认可的，一是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的名言：“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二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名言：“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雅斯贝尔斯强调的是“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卢梭强调的是“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通观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有“教学大纲”或者“行动计划”，“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总体而言，教法和学法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教法，就有什么样的学法；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所以，中国教育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钱学森之问”，直接原因就是教师的教法，深层次的原因当然就是教师的素质问题了。 教师的教法与教材的质量密切相关，有了固定教材的素材，再加上以教材为蓝本的命题考试束缚，于是，千种教法、万种教法，吃透教材就成了第一法，教师的教法就简单异化为教材教法，各种教学方法都为此服务，但教材教法只能解决知识的传承问题。而更重要的教学教法，才能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却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中被忽视了。在这个角度，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固然是一种方法，而在英美等国家往往采取的是没有统一教材的方法。 没有统一教材，就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实际，恐怕还很难。但改进教材质量，确实是当务之急。哲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之母”，就是因为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确实，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是我国教材的通病。因为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没能赋予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力，教师和学生都无法真正爱上教材，更不用说爱上对知识的探索了，所以也就难以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创新实践”能力。 我国的教育改革，长期以来主要是在做“形而下”的文章，而对“形而上”的改革太少。要真正破解我国教育的弊端，仅做“形而下”的文章，显然是不够的，是时候该思考和启动“形而上”的改革了。“形而上”改革的突破口，教师素质和教材质量或许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方法论与具体路径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科技的果实要让市场尝到甜头 来源：《中国青年报》（4月25日06版） 别小看这个酷似摄像头的机器人：它可以在高压线上来回巡逻，及时排除线路的各种隐患，还可以自动清除输电线路上的覆冰，保证在恶劣环境中的电力供应。 “它可以升级我国的电网维护体系，摆脱人工操作的落后方式。”对于这个花了16年心血完成的科技成果，武汉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吴功平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不过，这项技术协议转让高达1600万的成果险些变成地上的落果，用项目经办人、武汉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章登义的话说，“走审批手续，至少一年”。 这样的情形，在另一所高校有过前车之鉴。华中科技大学花费8年研发的专利“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耗时1年才走完了审批程序，盖了21个公章。 吴功平为此焦灼万分。“专利最怕放。目前，同类项目竞争激烈，哈工大等多个科研院所也纷纷宣告研发成功，成果转化的一步之差，将带来天壤之别。”他这样告诉记者。 为了防止16年的心血在审批路上付诸东流，武汉大学最终不得以将这项成果拆分成6项专利转让协议，再转让给广东同一家企业，化整为零，避开审批难题。 不仅仅在湖北，科技成果转化困难一直是全国性的难题。根据国家发改委在2013年底公布的数据：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我们的科研体系是个非常巨大的喇叭型，投入很大，产出很小。”在4月23日举办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创新驱动发展座谈会上，谈起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孝斌坦率地说。 目前高校科研立项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还是“学术思维”、“专家思维”，而缺少“市场思维” 直到现在，回想起整个过程，吴功平仍然有些后怕。 他介绍说，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一般每个月需要两次常规巡检。像2008年，我国南方大雪灾导致高压输电线路覆冰，最后不得不动用数千电力工人人工除冰。“如果用上高压线路巡检机器人，这一悲剧可能会避免。”他说。 不过，这项意义重大的科技成果能够冲破雨雪，打破覆冰，却没能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审批过程中畅通无阻地前行。 原来，湖北省去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了《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简称“科技十条”），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可根据我国教育部和财政部在此之前出台的规定：凡单笔价值在500万元及以上的国有资产转让，必须报批。 据统计，自国家设立科学技术奖以来，截至2009年，全国高校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489项，占授奖总数的52.3%，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191项，占授奖总数的37.0%，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044项，占授奖总数的30.9%。高校已经成为我国科研重地。 尽管我国高校每年有数万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其中有30%以上的成果鉴定为国际首创、国际领先或者填补了国内空白，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只有极少一部分转化成为实际生产力。大部分成果只能“沉睡”在实验室和书斋中，导致了高校科技研究成果的推广步履维艰。 华中科技大学“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专利的负责人骆清铭曾在采访中说，“光电国家实验室还有500多项科研成果躺着睡大觉，时间久了，就会失效。” 他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问题：科研团队和企业本是科技成果交易的市场主体，但现实却遭遇“市场说了不算”。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认为：“目前高校科研立项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还是‘学术思维’、‘专家思维’，而缺少‘市场思维’。科研人员‘重申报，轻研究’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由于受金融危机、经济利益及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性的影响，企业尚未成为联合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大多数企业更愿意接受拿来就能生产，就能投入市场的技术成果。” 他还指出，相比于转化动力不足、体系不完善的因素，以及政策支持不够有力、转化壁垒众多等缘由，市场机制引导不够给力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也曾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企业压力也很大，自主创新急需科研支撑，但是两者对接还需磨合。”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科技管理部经理邵翔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即科研院所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目前我国在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尚未普遍建立基于技术转移的沟通体系及相应的文化环境。技术转移合作存在困难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双方的文化交流沟通困难。 充分下放处置权和收益权，才能为科研人员彻底“松绑” 事实上，如何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一直是我国所面临和寻找解决途径的问题。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发展技术市场，完善技术转移机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一直在尝试。像湖北省率先出台的《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就是为了让高校与市场更紧密和快捷的对接。另外，很多地区开始建立起产业联盟，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链，把各方资源整合为成果转化服务，同时又解决了产业链的问题。 但放眼当下，科技产业转型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政策上面的支持。 作为全国第一个用挂牌转让方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团队，骆清铭至今回忆起申请专利的艰辛过程记忆犹新：查阅了跨度23年的17个文件，每走一步都非常谨慎，有一个环节不对，工作都白费。 这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体制不顺，参与者的积极性不高。高校的科研成果都是国有资产，转让规定多，审计严格，教师做这个是要担风险的，关键是理顺体制，培养参与者科研转让的积极性。 他赞成湖北出台的办法把转让权下放到高校，“有成果迅速转化，要让学校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了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做好。” 但与此同时，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上也出现了“相互打架”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科技成果转化负责人表示，处置权下放是创新和突破，有利于成果转化，但这与国家一些部委相关政策不一致。例如，教育部和财政部在2012年联合发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其中，针对货币性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处置事项规定，“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至800万元以下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批，教育部审批后报财政部备案；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800万元以上(含800万元)的，由高校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核，教育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 “地方和国家部委政策‘打架’，我们不知所从。假设现在将某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了，等企业今后做大了，要上市，证监会一审核，发现最初的产权不清晰，就是个大问题。”另一高校成果转化办负责人担忧地说。 有科技从业人员呼吁，应当从国家层面充分认识到科技成果这类无形资产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类同其它事业国有资产来管理，因而也不能简单套用现行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 骆清铭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将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性质界定清楚，才能从国家层面充分“简政放权”，充分下放处置权和收益权，才能为科研人员彻底“松绑”。 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在座谈会上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有勇气向国家提出机制改革的方案，并且应当有勇气去探索、去实践。 在强调科技创新的当下，科研人员正热烈地盼望着科技体制改革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明晰、更具活力的方向前进。 正如葛剑平所说的：“高校的科技成果应当是发挥服务社会功能的。”人们希望更多的科技项目在结出饱满的果实之后，能够被稳稳地承接住，最终转化成让生活更加甜美的琼浆。 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谈高等教育如何应对慕课挑战 来源：凤凰网—凤凰教育（4月25日） 信息化的核心，首先是人的信息化，是人的信息化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必然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从2012年全球刮起的MOOC风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互联网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彻底改变甚至颠覆学校知识传播的功能，模糊学校与社会，老师与学生的界限及角色。这一巨变，对学校教育，对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多数人，教育不可避免地起着启蒙者的角色，从上学第一天开始，我们网上报名、注册，提交作业，到网上高考填报志愿，我们就开始了一个信息化的过程，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喜欢或不喜欢。 教育信息化不仅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教育与教育信息化因为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必然扮演着基础而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与关键。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 教育信息化的水平高低，最终影响并决定着国民信息化素养的整体水平 记者：您如何看待教育信息化在国家信息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志民：从小学到中学，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继续教育，教育本身承载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提高，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信息化的核心，首先是人的信息化，是人的信息化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必然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四化”核心，显然在“信息化”。教育信息化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如何设计，各阶段信息技术知识如何衔接，如何考试评估，以及如何应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此类教师的短缺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一作用在中国还有着更特别的意义。一个学生背后有两个家长，甚至6个家长，撬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个社会的信息化。 信息化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外到内，渐进形成的过程。因此，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决定着这个内化过程，进而决定着整个国民信息化素质的高低。 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校在新技术研发上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了CERNET，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几乎全部来自高校，目前中国最大的三个互联网企业“BAT”，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高校。马化腾当年在大学里接触到互联网，接触到ICQ，进而模仿开发了QQ，让腾讯变成中国互联网的一面旗帜，影响了几亿中国人。百度则直接源起于我们的九五公关项目北大“天网”搜索引擎，百度最早的核心技术团队，几乎都是以天网团队为核心。在淘宝上最早开店的用户，绝大部分来自在校大学生，直接推动了淘宝的壮大与发展。 教育信息化首先是人的信息化，师资培训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在实施信息化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师资培训放在重要位置？ 李志民：支撑建设信息化国家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也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类课程教师。教育信息化首先是人的信息化，因此师资培训就成为教育信息化当务之急。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信息机器、信息技术的引入过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计算机化或网络化。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以信息的观点对知识传授过程进行系统分析、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信息化。 因此，除了专门教育信息化人才外，是否拥有大批掌握并能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教师把信息化技术渗透到日常工作中，用信息化手段教学生或进行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率；二是教会学生使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学习，并启发他们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深入学习的各个方面(大学习概念，而非限于课堂)。因此，首先要对学校教师、技术与管理及行政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全员培训，注重提高教师使用计算机的实际操作水平，培养教师自己设计制作课件的能力及网上操作能力。只有教师把互联网技术密切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才能全面体现教育信息化。 观念问题是教育信息化快速推进的主要障碍 记者：尽管教育信息化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甚至是突破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与困难，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困难与挑战的？ 李志民：观念问题是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无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还是校长、教师、学生，都应在观念上进行一次革命。 任何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都取决于观念更新。因此转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观念是教育信息化的首要任务。 教育信息化的过程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是以信息的观点对知识传授过程进行系统分析、认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信息化。 因为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经费项目的专用性，也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学校之间竞争的客观存在，在优质资源等共享平台建设上，我们仍将遇到现实困难，对此需要有认识，更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同时，只要应试教育没有根本改变，家长就是功利的，也是我们目前的教育现实。因此，在优质资源的建设上也容易出现学校、政府所支持倡导的素质教育，与家长学生的应试需要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将可能导致优质资源脱离实际需要，或者效率低下。如何实事求是，在面对现实、结合二者需求的基础上，建设符合学校、家长、学生现实需求的优质资源共享平台，让优质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是一个现实而艰难的挑战。 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快发展我国在线教育 记者：MOOC意味着校园围墙正在被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教育会超出现有教育范畴，会成为国家文化和软实力输出的重要载体。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老师应该如何应对？ 李志民：如何结合中国的教育与管理现实，从容应对MOOC风暴，是紧迫的，也是艰难的。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在线教育将会产生爆发式增长，对我国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契机。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能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为国家快速实现软实力的输出，提供了更便捷的战略机会。 我们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战略竞争高度，人才培养角度，国家文化等软实力输出角度，重视此次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带来的在线教育发展机会。首先打破原来的高校管理模式，组织高水平大学制定大学在线教育发展计划，根据各学校专业所长，投入资金扶持各种在线教育的发展与扩张，抢占全球市场，影响全球。 加快互联网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进程，建设免费的国家教育宽带网络,或为在线教育提供者提供带宽补贴，为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网络支撑与保障，为国民提供公平利用在线教育的机会，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创造条件。 为应对和适应此次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要加强教师的信息化技能培训工作，把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作为“国培”中的专项，同时，列入“高校国培计划”，专门加强信息技术培训，在最短时期内，快速提高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利用水平，为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做好人才支撑。 尽快组织有关方面专家，根据中国实际国情研究制定MOOCs、网络公开课、微课程和讲座等教学资源的上网认证标准；针对经过认证的教学类资源制定网上学习效果评价标准；诚信和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制定课程微证书发放办法；以及各种类学位对课程微证书要求的数量和种类。当然，一定要考虑到与现行学位的等价和衔接平衡等问题，使真正对学习有渴望的人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学习，社会能够广泛接受网络学习效果。 互联网时代教育将是互为师生的时代，学术将迎来开放存取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