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闻摘编 第42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4年5月5日
中国的区校合作模式与当前中国模式的探索一样，需要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两个轨道上并肩前行。 大学与其所在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从欧美国家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大学的进步与区域的发展是同步的，大学承担起了促进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任务，在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占居重要地位。地区为大学办学、吸引人才、改善校园周边环境提供政策支持、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与合作发展平台等全方位的支撑。因此，区校合作是一种大学和地区共同发展，进而为国家发展大格局服务的理念。这一理念的落实，需要大学和地区把合作放在国家总的经济大格局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中去定位。在当前我国各地区促进发展改革的新形势下，高校应认真思考如何走出区校合作的形式主义，步入共促发展的实质路线。 谈到大学与地区的关系，一定要对其历史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二战结束以后，大学在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凸显；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大学与地区经济以及工业界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在美国，大量的企业将研究中心设在大学里，利用大学的科研力量做研发工作，取得了飞速发展。战后美国能够在科学和工业上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合作功不可没。 当前，中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文明提升、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都需要转型，国家要求大学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和科技创新。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由区校合作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可见，一流大学必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进而引领和塑造整个社会的创新文化，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国家和自身在全球地位的确立。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发展特点，大学也需要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复旦大学为例，在与上海市杨浦区的深度合作中，我们提出了配合加快推进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的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居民社区“三区联动”的发展理念。 在总结“三区联动”经验的过程中，大学必须始终保持思考和实践的前瞻性。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大学与地区的联动形式。 在我看来，大学应该整合资源，立足科技创新，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建立大学科技园是为了在社会和学校之间建立一个节点。在区校合作中，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主要由企业来做，大学的功能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政府则主要起到协调和制定政策的作用。大学应当努力协调校内资源，聚焦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依托产业化论坛、产业化信息平台和大学生创业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复旦大学科技园就在产学研结合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效果显著。 大学应该充分发挥知识、科技、文化的辐射能力，塑造地区发展所需的文化形态，推动地区综合立体发展。进一步说，就是将学校高品质的学术与文化成果向社会辐射，承担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对于社区而言，合作价值不仅在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更在于一种适合地区的创新创业文化的塑造和辐射。大学不仅应当与社区协调好关系，而且应该对社区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通过多种手段提高社区文化水平。 大学应该提高站位，树立领头思想，在区校合作发展的同时，着力为国家全局发展服务。大学和地区的合作是否有意义，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能否发挥好服务、引领的作用。合作不应当仅仅限于地区局部，应当充分认识国家全局的经济产业关系，在宏观上把握好，在更大的格局中进行规划设计。复旦大学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强与国家各高精尖领域的合作，形成了国家、地区、大学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国的区校合作模式与当前中国模式的探索一样，需要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两个轨道上并肩前行。复旦大学与杨浦区的合作只是中国区校合作共促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自身的建设发展，而是要在更大的视野下，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主动担当起引领城市创新文化、推动上海乃至全国创新能力建设的责任，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并作出新的贡献。 教育联盟：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5日06版）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非正式组织（也称为自组织）的价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各种教育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教育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教育联盟是什么样的组织？ 第一，草根式的组织。“草根”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土生土长的生存环境、自下而上的生长方向。教育联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由教育领域中工作性质、兴趣爱好以及理想信念相似的一批人通过共同接受并遵守的行为规则组成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知识，充满着鲜活的教育生命力。 第二，扁平化的管理。教育联盟打破了传统的科层制管理体制，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管理的层次。通过决策层和实践操作层之间管理层次的减少，联盟成员可以迅速地对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反应。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联盟成员之间的即时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成员之间频繁交往，渠道通畅，信息传递快捷，也使得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成为教育联盟重要的价值表征。 第三，多样性的资源。分享与贡献不仅丰富了联盟成员的教育教学知识，弥补了正式渠道在信息收集上的不足，而且有助于联盟成员理清思路、开阔眼界、掌握方法，让致力于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不再只顾低头赶路，而是学会判断路在何方。此外，联盟给予所有“在路上”的人以力量：有引领、有鼓励、有加油、有推动。 第四，坚实的凝聚力。非正式组织的教育联盟是以联盟成员的心理情感以及共同追求为基础自发形成。教育联盟通常并无法定地位，也没有固定形式，联盟成员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就是对于教育的感情，以及由这种感情引发的归属感。同时，维护联盟正常运转的规则也是自发形成的，并且得到成员的一致认可，因而也具有更为坚实的凝聚力。 教育联盟对教育发展有什么意义？ 首先，教育联盟的出现有利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目前正在推进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行为，而以自组织为特征的教育联盟可以根据本联盟的目标与愿景，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土壤与发展方式，这样不仅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富于活力的教育力量，同时也孕育着综合改革的突破点和创新点。 其次，教育联盟的构建有利于发挥教育的协同创新功能。教育联盟全方位的交流、多元化的协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资源共享平台，可以突破时间、空间以及功能上的限制，发挥联盟内部不同主体的优势与专长。 再其次，教育联盟的发展有利于彰显不同教育群体的利益诉求。联盟成员依托这一平台，对感兴趣的话题或者现象进行探讨，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教育群体诉求表达与意见整合的过程。 教育联盟的成长要注意什么？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有的教育联盟并没有可以共同遵守的章程，同时也由于缺乏正式组织的监管，其在发挥功能与作用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散播负面信息、引导错误理论等消极情况。为使教育联盟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运作。由于自组织本身具有的诸如结构松散、缺少主管部门等“基因”，一些教育联盟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管，其内部关系也常处于动态变化中，比较容易发生方向性问题。所以，对这些联盟应加以教育、引导、转化和改造，促其实现规范化运作，从而调动其中积极因素，引导其向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要发挥核心人物的引领作用。作为一种自组织，教育联盟的管理者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自然形成的、有一定权威的核心人物来担任。因为不是联盟授予正式权力，成员也能在心理和行为上接受并服从，因而教育联盟中核心人物的素养，能直接影响到联盟的发展取向。发挥好“领头人”的引领作用，有利于对教育联盟实施有效的管理与引导。 三是要强化目标意识，形成联盟文化。教育联盟的形成，往往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基础之上。所以，在联盟的运作过程中，要不断强化其成员对组织发展目标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此引导成员从心理和行动上真正融入到联盟中。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联盟文化，并在建立和培养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优化联盟的内外部生存环境，以保证联盟在正确的组织文化引领下，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追求，从而让联盟真正成长为一个学习与研究的共同体。
来源：《中国青年报》（5月5日11版） 今年一开学，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王志敏面对学生作出庄严承诺,“自己将尽心尽职，保证教学效果，主动接受学生监督，如果学生不满意，自己下讲台”。据该院院长朱厚望介绍，这是该院推行课堂质量承诺责任制、把学生满意度作为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核心标准的最新举措。 据悉，该院制定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对全院公布，使每位学生都了解考核详细内容。在评价教师的课堂效果前，举行班级全体学生座谈，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并结合班级信息员、督导检查的结果综合评价教师的课堂效果。该院教师将全部向学生作出承诺，一场“向课堂要质量”的校园课堂革命正在全校展开。据该院人事处处长刘永明介绍，对于承诺制中淘汰下来的教师，学校会安排转岗，若没有合适岗位会出现待岗或被解聘。 该校的安排是，今年全面实施教师课堂承诺制，自加压力，提高课堂质量。一学年后，学生评定结果有两次不合格者，学校将对照承诺书，让教师待岗培训或离开讲台。此外，学院出台外聘兼职教师暂行管理办法，每个兼职教师和学院专业教师共同备课，共同设计教学情景；经过试讲、点评、学生代表评价合格后，外聘兼职教师才能走上讲台。目前，该院聘请了来自行业企业生产、管理一线专家、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兼职教师148名，其中有23名技术管理专家、126名技术技能人才。 承诺前和承诺后的心态完全不一样，王志敏说自己既激动兴奋又忐忑不安。“我自己是骨干教师，以前教学测评多次获得优秀，承诺是展现自我的最佳平台，也更直接更震撼，心中激情满怀，要把每堂课都上成公开精品课。”承诺更是一种挑战，很多老师觉得压力倍增，积极申请到企业顶岗锻炼，学习最新的知识技能，不断提升自己。 90后大学生接触的信息很广，对教师的要求也会发生改变。青年教师王江说：“我要考虑怎么让课堂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拥有更多的粉丝，课下也要通过世界大学城空间教育平台、QQ群、微博、微信与学生及时交流。现在自己课余大量的时间都在‘充电’，要兑现承诺，只能对自己‘狠’了。” 对于教师课堂承诺制，学生除有叫好声外，也有不同的声音。飞机维修1204班学生张俊杰说：“这个制度感觉挺好，充分体现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就怕到时学生提出某个老师的课堂效果不好时，那个老师也没下讲台。”对此，朱厚望坚定地说，“课堂教师承诺制将会认真实施，确保课堂质量。随着这个制度的实施，教师课堂敷衍、课堂师生相互‘折磨’的现象有望彻底消失。可达不到要求的教师要离开讲台，若转岗不成就要解聘。” 教授的正装与职业精神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5日03版） 教授穿正装打领带、整洁干净地走上讲台，是热爱教育、敬畏科学、尊重学生的敬业表现。 近日，一张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先生的“非典型”照片连续数日占居各大网络头版。照片中，只见小文院士头发略花白、露小腿、光脚穿布鞋，翘着二郎腿坐在讲台上，低头专注地看着讲稿。网友们大感惊喜，称呼他为现实版“扫地僧”。 若平日里看惯了道貌岸然的形象，小文院士“这一低头的温柔”着实触动人心。尤其是他光脚穿布鞋的形象，更显露出科学家崇尚自然的纯粹本质，哪怕众目睽睽之下也无“装”的必要。正像一些网友评论的，“李小文院士朴实无华、潇洒随性与淡然的本色风采，比那些西装革履、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权贵富豪、精英绅士们美观得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扫地僧”一般的院士形象之所以被热捧，与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而上述网友对此事的看法，正是这一社会背景的绝好注脚。不过，回过头来再想，要是在不把院士当回事的北美某个大学，如果教授以这样的形象授课，照片被学生发到公共网络空间里，反响会是如何？细想一下，我倒有些不安。 我在加拿大大学已经授课23年了，印象中北美大学的教授几乎都是站着授课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充满激情地比划、做手势、写板书、推导公式，以达到与学生的良好互动，因为这样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并且，教授的着装也不能过于随便。如果一位教授穿着休闲装、短裤和拖鞋走进课堂，那多半会被学生投诉“不专业”。 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中国人讲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武侠小说里那些武功震烁、身怀绝艺的老道高僧，哪个不是貌不惊人、简约朴素又低调行事？相形之下，西方社会似乎更强调“职业精神”，即专业人士必须要有专业人士的样子，其中包括着装、仪表和言行。这就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工作场所里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银行职员等总是穿戴正规、言语得体的原因。 最近，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米切尔·萨卡多就因为缺乏职业精神而丢了工作。萨卡多原供职于多伦多市一家飞行模拟驾驶公司。马航MH370飞机失踪之后，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为了向公众更好地解释马航飞机的相关知识，租借他原任职公司的模拟驾驶舱拍摄电视节目。作为飞行训练的专业人士，萨卡多被派去参加上镜报道。遗憾的是，尽管公司提醒他要专业着装，但他还是随随便便地穿着宽松的牛仔裤、T恤衫，外加纽扣没系、袖子卷起、皱皱巴巴的衬衫，状如社会青少年。节目播出后，他所在的公司接到许多观众投诉，指责萨卡多的着装缺乏职业精神，破坏加拿大的国家形象。舆论压力之下，该公司于4月16日宣布解雇了他，并且这一消息还被北美主流媒体报道，估计他今后找工作会难上加难。 也许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不过就是个人穿衣服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实际上，萨卡多代表着公司甚至国家形象，身着休闲装出席很有影响的电视节目非常不妥当。他理应职业着装，这里的职业着装不能理解成中文里的“工作服”，而应是与自己职业相称的服装。 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家里是私人领地，穿什么都无所谓。外出休闲度假，当然可以穿得随意舒适。但是，在工作与社交场合，着装必须得体，符合职业规范、依循社交惯例、遵守历史传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维斯伯格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阐述“教授要穿得像教授的样子”。他认为，教授穿正装打领带上讲台可以增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教授穿正装打领带、整洁干净地走上讲台，也是教授本人热爱教育、敬畏科学、尊重学生的敬业表现。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代文人注重礼仪，包括礼貌和仪表。对于为师者而言，更有“为人师表”这样的表述。回到李小文院士的“非典型”照片，科学家的纯粹精神令人敬仰，但需要注意的是，“不修边幅、散漫着装”并不能成为院士、教授的本色风采。其他教授、学者如果盲目模仿这样的“非典形象”，只会因为没有实力而弄巧成拙。而整个社会如果不欣赏精致，不崇尚专业精神，相反沉浸于老粗风范中，则更不是好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