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闻摘编 第54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014年5月26日 重构中国高教版图的民间声音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26日06版） 从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到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明确“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再到4月25日178所普通本科高校发表《驻马店共识》成为改革的积极实践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本科转型”成了社会热词。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如何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也关乎每个家庭和青年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有太多的意见要表达。 “鲁昕副部长的讲话重构了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在不久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则认为，重构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转型对于构建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从‘h型’变为‘H型’，将断头路变为立交桥。” 所有高校都要面对转型 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部分”到底是多少？鲁昕副部长给出的答案是600多所，主要是1999年以后新建的本科院校。按照不同类别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这些院校位居末端。 为什么是600多所？此前在驻马店论坛上，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已有解释，参考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教育提出600多所本科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加上1000多所现有的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其他高校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之比已向这个比例靠拢。 “不仅是这600所，其实所有的高校都要面对转型的问题，转型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需要，更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家的产业已经在转型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也必须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说。查建中认为，我国95%以上的高校都可以算作应用本科，包括清华这样的985高校，而研究型和应用型其实并不矛盾。“以前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是自娱自乐，我们的教育要回到原点，就是职场。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支撑，所有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 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壑对查建中的观点深为赞同，“职业教育遇到一些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实际存在的‘种性制度’，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始终认为脑门上要绣字，学校名字里必须加上‘职业’。转型对职业教育是利好信息，但仅600多所本科高校转型还不够，所有学校的人才培养里都应该有职业的内容，特别是职业精神的传授，是我们各类学校都应该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的。” 不仅本科高校要转型，一向与产业结合紧密的高职院校也有转型需求。作为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就把今年确定为转型提升年。院长单强告诉记者，学校建校17年来一直是围绕产业培养人才，而忽视了学生发展。如今学校的转型是整个人才培养的转型，对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内提升办学层次。 转型动力何在 虽然已有178所本科高校响应号召加入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但距离600所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唤起这些院校的转型动力？有学者认为动力必须内生，崇尚水到渠成，有学者则寄希望于政府引导的外源动力，出台更多的政策刺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转型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现有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灵活了，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怎么发展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无需政府来告诉怎么转型。 “用鞭子抽的转型和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同意储朝晖的观点，但他认为水到渠成和政府引导并不矛盾。从政府的角度有两种办法让大家去转型，一种办法是行政命令，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渠挖好，水到渠成，这个渠是政策之渠，政策面向所有本科院校，由学校自己来选择。 “转型其实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张，它在基层、在学校是有呼应的，而且几年前就已开始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介绍说，一些省级政府已制定了富有改革精神的省级规划，成为了转型的外源动力，而一些本科院校也已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已启动转型。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即是一个已开始转型的案例。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学校目前正面临着转设为民办大学的问题，这也成为了学院转型的动力源之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刘枚谈到，学院已经看到本科生在就业时是如此不接地气，从事蓝领工作技术不行，从事管理工作也不适应，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单从解决学生就业来讲，学院也有着转型的紧迫感。 政府之手挥向哪里 此次高等教育版图重构，让不少教育界人士想到1999年的高校扩招。扩招15年后，当年的一些政策又被重提。 “版图重构让我感到欣喜，但又有点酸溜溜。这说明我们当年的顶层设计就不科学。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我们的顶层设计就分成两个板块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回锅肉’的局面了。”俞仲文认为，需要反思当年高校扩招的政策，不要再把这次调整仅当作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和权宜之计，而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 转型过程中政府该做些什么？政府的手该指挥向哪里？学者们有着一致的意见，都认为政府需要制定转型发展方案、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这一过程须考虑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避免“一刀切”。俞仲文提出，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教的政策，支持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他还建议，在方案中可以写入“让优秀的高职院校校长担任本科院校校长”，以加速转型。 但在政府是否该利用经济杠杆来撬动转型，学者们却形成了两种意见。 俞仲文认为，要让转型的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可以考虑有一笔经费，转型高校才可以申请。查建中则希望政府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经济杠杆，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本以及学校对职场和国家经济的贡献率来拨款。 储朝晖则有些担忧，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转型了就多给招生指标，转型了就多给项目，“在现有体制下这样办事最方便，最能够短期见效。但你多给我指标我就转，这是被动的转，而不是市场主导的，或者是自主的转。职教的病根在管理，政府老是把职业学校抱在怀里，求得照顾。因此首要的是改变这个体制，让职业学校能够自主发展，离开政府的怀抱也能够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讲其他的都没有用。” 余祖光比较乐观，近期他参与了几次高校设置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在逐步放权，工作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有着很浓的市场经济味道，这一点是我们转型的钥匙。” 审时度势：转型优于守成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26日06版） 近年来，由于一直重视应用技术实践和操作，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日益成为适销对路的香饽饽。其就业率已经成功超越了除985高校以外的所有普通高校。与此同时，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却是一年甚于一年。就业成为困扰和制约这类高校发展的瓶颈。 2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特别强调“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笔者以为，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特别是工科专业较强的高校和新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需要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力争尽早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从未来的趋势看，国家将会逐步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向更高水平迈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向被低看为“末等教育”的职业技术教育将会很快走出严冬，迎来阳光灿烂、百花争艳的春天。 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处于全面下风。无论是办学水平、师资力量、教学和科研实力、招生就业还是知名度、吸引力、号召力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低于985、211名校，强弱分野十分突出。而且这种“马太效应”将会愈来愈明显和放大。可以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如果依然在这一领域中谋求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非但不会减小，反而逐步增加。如果能够转型为职业技术教育，反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办学成果。 一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基础厚实。它们的办学历史长，许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有着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经验积累。丰富的经验、雄厚的文化积淀以及良好的区域性影响为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师资力量为转型提供强力支撑。虽然处于普通本科教育之末端，但其“本科头衔”吸引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师资。无论是资历较深的老教授、还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基于其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转型后通过一段时期的专业实践，一定能够较快地成为“双师型”专业人才，成为应用技术大学所需要的“高级教练”。 三是夹缝中的发展受到掣肘，转型优于守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有较强的理论基础，这种优势中也潜伏着劣势。由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名校轨道，以北大、清华作为办学目标和追求，因此偏重理论，轻实践，造成专业实践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普遍不足。学校的这种厚彼薄此自然大大影响了学生，导致学生专业实践处于无组织、无纪律、无目的的自发状态，“践而不实”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企业也不太配合。如果能够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在扎实的理论训练基础上，能够如职业技术院校一样，长期同企业紧密合作，与生产第一线无缝对接，学生的专业实践和动手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到那时，学生就业便不再是学校的老大难。 四是尽早转型能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长期以来，普通教育一直高高在上、独享尊荣，傲慢地俯瞰着“等而下之”的职业教育。因此，当下许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并不愿意“降格”为应用技术大学。如果某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能够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率先为国家或地方教育大政破冰，必将获得教育主管部门和政府大力支持，尤其是在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方面受益良多。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与其在车流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跟随名校这类宝马、奔驰悠悠慢行，不如另辟蹊径，走一条能够更好发挥自身办学专长的新路。如果等到一些职业技术院校也可以举办本科甚至重点本科，而且享受与普通本科高校并轨招生待遇时，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仅有的招生优先权都将丧失。届时，更容易陷于“布里丹毛驴困境”。（作者胡解旺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高校转型的重庆思路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26日06版） 高校发展形态大致可以分为新型、转型、定型三个重要阶段。新型是起点、转型是需求、定型是深化。其中，转型意味着高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体制、办学举措的整体转变，是地方本科高校从追求传统的、既定的“学术型”向现代的、创新的“应用型”的整体位移，是一场国家、民族需求倒逼教育领域深刻变革的客观需要。目前，新建本科高校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同质化、服务区域经济能力弱、学生就业能力差等态势，导致出“一大一少”（毕业生规模大、行业企业可用之才少）的应用人才需求危机，迫使地方本科高校必须转型，重新审视新定位、新规划。 转型过程与评价 地方本科高校能否顺利转型、进而定型，关键是制定一个好的转型方案，并构建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来评价与审视方案的优劣。重庆有6所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应用技术大学战略研究试点高校，占教育部试点高校总数的近1/6,占重庆新建本科高校的1/2。我们首先制定了转型方案评审指标体系，以评审为抓手促进科学转型。评审指标包括：一级指标3项，即方案制定过程、方案主要内容和工作保障；二级指标14项，即：转型发展调研论证、程序审核、学校章程、办学定位、办学结构、专业特色、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实验实训、教学教法、教材建设、组织领导、经费保障、舆论宣传等。满分100，规定70分以上为通过，60—70分为暂缓，60分以下为不通过。在此基础上，我们聘请教育部知名专家、市级部门主管领导、相关行业企业负责人等组成专家组，对6所试点高校的转型发展方案进行了逐一评审。通过考核，有4所试点高校转型方案通过、2所暂缓通过。这对试点高校是一次检验，对观望的其他本科高校也是一次振动，防止盲目性、防止滥竽充数。 转型与制度设计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地方高校转型起步晚、法制化建设滞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规定笼统而不系统，甚至无法可依，政府的引领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地位、作用没得到很好的保障，政府、行业企业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因此，必须加快制订《应用技术型大学条例》，明确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地位、作用、管理、办学方向和运行机制等重大事宜；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内容。从“四大载体”，即学校、教师、学生、课程出发，建设一套法规体系，包括应用技术型大学布局、规划、资产、人事、准入退出、教师注册、教师待遇、教师引进、学籍注册、学生资助、课程建设、教材编写等内容。 转型与激励 促进高校转型关键在于落实好高校办学自主权，把《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的七项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落到行动中。处理好办学自主、监督管理、评价激励的关系。特别是应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发挥好“五个调控激励作用”。一是分类拨款调控。经费向应用技术型高校倾斜，探索新的拨款机制和标准。二是专业设置调控。增加应用技术型专业的数量和比例。三是招生计划调控。招生指标向应用技术型高校和紧缺、急需人才的专业倾斜。四是就业目标考核调控。对专业对口就业率低、排名靠后的专业，采取限期整改甚至停办等措施。五是院校设置调控。凡是要更名为“大学”的高校，或新设本科高校，必须是应用技术型学校。 转型与利益攸关方 推进地方高校转型，实施产教融合式发展战略，重点在于做好“六个纳入”，即：把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划纳入产业转型升级总体规划；把技术开发与服务纳入行业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把实践教学设备和设施建设纳入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基本建设体系；把“双师型”教师队伍培育纳入行业企业“能工巧匠”培训体系；把师生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把毕业生就业创业纳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经过近一年的思考，重庆市于4月11日成立了“重庆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制定了联盟章程，明确了性质、目标、任务和责任，联盟整合相关资源优势，为高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有关团体等利益攸关方搭建一个交流协作的平台，实现应用技术技能人才“供与需”的无缝对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等教育系统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系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为高校统筹管理和分类指导的必然选择、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规律理性回归的必然选择。（作者牟延林系重庆市教委副主任） 校内改革并非简单放权 ——访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 来源：《中国教育报》（5月26日13版） 编者按：在教育综合改革的大系统中，高校是一个子系统。一方面，高校期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另一方面，高校自身也面临着简政放权，释放院系活力的改革任务。记者了解到，近期许多高校正在谋划和实施这样的改革。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可作为一种案例，供大家分析和讨论。 放权既要与任务和责任相一致，也要与事后监管相配合。在给予院系更大自主权的同时，要明确院系的目标任务，并确定事后评价体系和方式，确保院系恰当地使用权力和资源。 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浙大校长林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各学科特点不同，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应不同，如果用一套管理办法、一套评价体系，很多学科只能削足适履。大学的管理和评价必须与学科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要充分调动院系和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大学管理的要义，也是此番改革的主旨。 规模大的学校应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 问：此次浙大进行的改革，在校和院系之间权力划分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林建华：目前改革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学校选了8个学院（系）进行试点，学院（系）和学校共同讨论，看哪些事情应该由院系来管，哪些事情应该由学校或者学部来负责。学校从资源管理、队伍建设，以及学科建设、经费划拨等几个方面，努力把权力和责任真正落实到院系。另一方面，学校开始对各院系进行定岗定编，并正在制定院系的学科规划和队伍建设规划，这些规划完成后，学校会把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的责任落实到所有院系。 当然，这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力重心下移。在通常情况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集权管理，另一种是分权管理。美国学校多是分权管理，学院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应用型和专业教育为主的学院，其自主权非常大，这种方式鼓励学院主动拓展和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增强办学实力。哈佛、南加州大学等私立大学通常采用分权管理方式。由于州立大学的部分经费由政府拨付，管理可能稍微要集中一些，但总体看，美国学校以分权为主。比较而言，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则比较集权，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是高度集权的。对于像浙江大学规模这样大的学校，应该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这是从根本上调动院系积极性的一种做法，但这会涉及很多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处于过渡阶段，先把部分权责下放，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然后制定进一步下放权责的规划。 问：分权式管理，会触及学校管理系统的哪些深层问题？ 林建华：分权式管理会带来预算体系的变化，因为事权和财权应当统一。实际上，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特别是直接与市场相关的学科，像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自主财力比较大，基本实现了院系预算管理。而主要从事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院系，由于财务拨款体系的原因，各学校都还没有实现院系预算管理。过去国家教育拨款较少，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学校贴钱的，现在国家教育拨款增加了，医科生均拔款达到了两万七，工科到了两万二，加上学费，已经与面向市场的教育相差不大了。所以，现在已经具备院系预算条件。 建立合理的核算体系有利于理顺大学的价值取向。例如，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与预算管理密切相关的。有一次，我在一个院系调研，当时对大家说，我们的工资都是来自于"教学"，来自于国家的生均拨款，而非"科研"或"社会服务"。当时很多老师都很吃惊。人们误以为，既然大学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职能，理应有相应的拨款，但事实并非如此。如能够厘清院系核算体系，建立相应的院系预算，教师自然会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因为这才是院系收入的主要来源。 制度和政策要体现学校使命和价值导向 问：改革涉及一些制度和政策调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导向？ 林建华：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相悖，或体现得不充分。例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教学、安心搞学术，但评价体系中却充满了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制度中却充斥着官僚主义。又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我们对作弊行为及其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递纸条、开手机给予的处分条款写得很清楚，但我们制度中并没有阐明这样处理所隐含的价值观：诚信既是大学的精神基石，也是社会人的道德基础。失去了诚信，大学和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我们的制度中，除了具体的规范和条款，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阐明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规章制度就不仅仅起到惩罚作用，还会发挥教育和诫勉作用。 在大学制度体系中，有不少含混或灰色的地带。究其根源，也是对大学使命和价值认识不到位。例如，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自己办公司？最近，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而学校的制度都刻意回避，这使教师们有些无所适从。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不能从事任何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首先，学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教师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应影响教师履行其基本责任。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备案制度，保障教师履行职责。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判定。对学校而言，知识产权意味着潜在的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但这些只有当实现经济价值之后，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声誉和利益。我以为，学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免费赋予个人，并通过合同方式，规定实现其经济价值后，在声誉和经济上应当给予学校的回报。 问：学校的使命如何成为每一位教职员工的自觉追求？ 林建华：首先，要广泛宣传。大学的使命和价值的描述要简洁清晰、朗朗上口。比如，如果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人才，核心价值是以师生为本、学术独立、追求卓越等，大家就很容易记得住、看得见、用得上。其次，制度和政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要一致，传递的信息要准确。例如，评价院系和教师的标准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通过评价，引导院系和教师去实践学校的使命和价值。再其次，资源配置也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导向。 单项改革难奏效，必须进行体系性建设 问：8个学院（系）改革试点，学校放权是主要特征吗？ 林建华：在一定意义上讲，应当说是院系的综合改革试点。一方面，学校把相关的权力、学科建设资源和日常运行经费下到院系；另一方面，也要求院系根据各自的发展目标，推进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从学校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大家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真正破解学校面临的发展瓶颈。例如，我们应当根据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师评价体系，文科的评价体系显然应不同于理工农医，应用学科也应有别于基础学科。当然，学术评价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要更多关注学术本身，而不是它的表现形式。 问：对浙大这次改革应有怎样的期待？ 林建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我们常讲的一个现象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折腾一圈，大家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是牢骚满腹。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尝试，如一些学校新设立的机构，采用了预算制，把经费使用、人员聘用和薪酬管理都下放给了机构。由于在机构设置之初，就明确了任务和责任，总体看这类机构都比较成功，不仅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成效明显，经费使用和预算执行也比较规范。因此，放权既要与任务和责任相一致，也要与事后监管相配合。在给予院系更大自主权的同时，要明确院系的目标任务，并确定事后评价体系和方式，确保院系恰当地使用权力和资源。 从目前情况看，各院系的状况和管理水平的差别很大，学校资源核算方式也不尽完善，因此，我们不要指望所有院系马上都能适应新的管理模式，要有充分的耐心，持续推进，不断修正，才能逐步提高院系的管理水平。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例如，美国华尔街金融体系就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各种投机、炒作……甚至诈骗都大行其道，混乱的金融秩序伤害了每个人的利益，经过长期制度建设，才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即使如此，还出现了几年前的金融危机。我们的“放权”改革，也要有心理准备。 问：作为新任浙大校长，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林建华：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已经超出了只抓一两件事情，就能显著提升学校整体水准和质量的阶段了。因此，分立的项目式的改革已经很难奏效了，必须进行体系性的建设。 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教育体系。要进一步明确浙江大学培养人才的定位和目标，搞清楚我们培养的人有什么特点，如何协调学校各方面资源建设好教育体系，实现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还应当考虑学校的人事体系，如何使浙江大学更有竞争力，真正成为优秀学者向往的学术殿堂；考虑浙江大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研究体系，搞清楚未来学校的学术研究特色是什么，在哪些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前沿和交叉学科重点在哪里。当然，还应考虑学校的管理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干部体系，等等。这些体系的建设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承担的，需要举全校之力方能实现。如果能够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完成学校的综合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善合理的现代大学体系，学校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可以步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快车道。 大学的综合改革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有耐心。要在整体战略规划指导下，抓住重点，把握改革进程和人们承受能力，分步实施，集小胜为大胜。 2014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 来源：教育部网站（5月26日） 今年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的第23年。调查工作继续在京、津、黑、沪、浙、赣、鲁、豫、鄂、粤、川、滇、陕、宁、新等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共有148所高校25400余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1080余名学生参与了座谈和访谈，上海、福建等地10所高校2500余名学生参加网络在线调查。调查表明，当前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继续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 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提升，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高校学生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1.2%的高校学生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调查列举了11个方面的国家未来发展趋势，高校学生最为积极乐观的选择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实现和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增强。 调查表明，广大高校学生信任并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肯定2013年党和政府工作。高校学生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头践行“八项规定”、坚持肃贪反腐、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铁律新风给予高度评价。调查列举了2013年党和政府10项重大决策部署，九成学生对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行动最为满意。92.7%的高校学生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所作的外交努力，认为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开启了大国外交新征程。广大学生对新一届中央领导印象良好，“亲民”、“实干”和“廉洁”等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高度关注国内外时事热点，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意愿强烈。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高校学生表现出强烈而理性的爱国热情，对2013年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关注度均处于90%以上。近九成学生认为“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调查表明，广大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积极向上，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93.9%的高校学生认同“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92.1%的高校学生认为“大学生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97.6%的高校学生认可“诚信是做人之本”，93.2%的高校学生认同“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参加志愿服务的学生比例达94.2%，比上年增长6.5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积极评价学校工作，对所在学校的科创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辅导员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满意度均较上年有所增长。85.9%的高校学生对教师教书育人的表现持肯定态度，在他们对教师队伍的好印象中，教师的“学术道德”、“敬业精神”、“教学和学术水平”分列前三位。 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教育部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党和政府对高校学生的关怀落到实处；要继续高度重视社会思潮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方法与手段，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